著名作家、民俗专家冯骥才。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9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到天津市，就深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纠正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进行调研。并邀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等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代表就党风政风建设进行座谈。

　　座谈会上，冯骥才呼吁刹住奢靡之风体现节日精神和真正内涵。

　　奢靡之风交叉感染，奢靡之风的根源是什么?昨日，新京报记者对冯骥才先生进行了专访。

　　“我们的节日内涵被偷换了”

　　新京报：双节临近，每年这时都是送礼的季节。这是我们节日本来的样子吗?

　　冯骥才：说到节日，我们有国家和传统两种节日。国家的节日是法定的，传统的节日是慢慢形成的，是一代一代人的文化创造。

　　人们在这些节日里表达对大自然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愿望，决不只是吃喝和送礼。

　　比如春节，要除旧迎新。在新的一年来临时，人民要把内心对未来的向往，对人间团圆、和谐与幸福，对生活各式各样的渴求，都放在年里，并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优美的民俗和民间文化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说，节日的本质更是一种精神、文化情感的生活。而现在，我们节日的内涵被偷换了。

　　新京报：近年来出现很多天价月饼或者天价礼品，现在送礼风气是不是越来越重?

　　冯骥才：现在送礼会夹杂一些利益的诉求，商家利用这种关系，制造出很多天价礼品。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很多天价礼品是由公款购买，每到节日就出现用公款送礼，这就牵涉到廉政问题。你想想官员收到礼物就会记得，礼尚往来。这样，可能导致利益交换，导致官员腐败。

　　我说过一句话：节日里百姓可以热热闹闹，但政府和官员必须保证清廉。

　　奢靡之风，官民交叉感染

　　新京报：这种奢靡之风似乎很有传染性，“官风”与“民风”是什么关系?

　　冯骥才：岐山书记提出，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党风是关键，社风民风是风向标。党风决定民风，民风影响党风。

　　岐山同志说得很清楚，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传染性强。确实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是交叉感染的。百姓一看官员为自己谋利益，为什么我不行，于是就上行下效。回过头来，民风和社风又影响着官风政风。

　　这样一个美好节日，近些年被愈演愈烈的奢靡之风糟蹋了，变了味儿。从我做文化工作来讲，我觉得这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与糟蹋。

　　新京报：是什么导致了这种风气?

　　冯骥才：反对奢靡之风，必须反省我们的价值观，因为这种坏风气还是从扭曲的价值观中来的。前年全国政协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我：“什么是国家价值观?”我说：“国家的价值观不能由我说，应该由国家来说。我只知道什么是不能写进国家价值观里的，这个字就是‘钱’字。”

　　钱是我们的需求，但不是我们的追求，而价值观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终极的追求。当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甚嚣尘上，坏的风气就一定会起来，从政风官风到民风世风，甚至带来整个社会文明的下降。我觉得价值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官员的价值观。当一个美好、纯朴、情感的节日正在渐渐演化为奢靡、庸俗、单一物化的节日，如果不加制止，它还会激发了人们潜在的一种仇富心理，把贫富差异的矛盾外化。

　　刹住奢靡之风不是一朝一夕

　　新京报：整治“四风”，在双节之前更是专门提出。

　　冯骥才：党和政府抓四风，从节日入手是找准了日子。因为这个时候是问题最突出的时候。两节将临，刹奢靡之风，扬清抑浊。老百姓对“四风”深恶痛绝，老百姓和党中央的想法和情感是完全一致的，党中央的做法完全做到了老百姓的希望里。

　　新京报：岐山书记也提到不良作风积习甚深，改起来并不容易。你觉得这种改变应该如何入手?

　　冯骥才：确实如此，改变不良作风必须要这种严厉的政令。但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制度建设的过程。要看到老百姓心里边的想法。中国人有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现在是“党在做，老百姓在看”，想法、办法再好，但是到了地方，它是会被“变通”的。现在，各地都在雷厉风行地改变作风，但是主动地改还是被动地改?会不会是把一种形式主义转化为另外一种形式主义，从一种极端变成另外一种极端?

　　如果价值观问题还在，观念没改，作风一时改了，仍有“回潮”的可能甚至必然。对禁绝“四风”心怀期望，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失望，这需要勒住绳索不放松，还需要制度上严格切实的规范，需要体制上得力的保证，还需要真正的、有效的、长期的监督机制。(新京报记者 刘一丁 宋识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