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原名梁治华，字实秋。1903年1月6日出生于北京，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代表作有散文集《雅舍小品》《莎士比亚全集》(译作)等。
 

　　谈 徐 志 摩

　　梁实秋

　　徐志摩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

　　胡适之先生对于徐志摩的总评是不错的。胡先生说：“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单纯的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不过，“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的“单纯信仰”，如果真正恰如其分地加以解释，其实内容并不简单。所谓爱，那是广大无边的，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爱，圣佛兰亚斯对鸟说教也是为了爱，中古骑士为了他的情人而赴汤蹈火也是为了爱。爱的对象、方式、意义，可能有许多的分别。至于自由，最高的莫过于内心的选择的意志的自由，最普通的是免于束缚的生活上的自由，放浪形骸之外而高呼“礼教岂为我辈设哉”，那也是企求自由。

　　讲到美，一只匀称的希腊古瓶是美，蒙娜丽莎的微笑也是美，山谷刈谷者的歌唱是美，平原上拾穗者的佝偻着身子也是美，乃至于一个字的声音，一朵花的姿态，一滴雾水的闪亮，无一不是美。“爱，自由，美”所包括的东西太多，内涵太丰富，意义太复杂，所以也可以说是太隐晦太含糊，令人琢磨不定，志摩的单纯信仰，据我看，不是“爱，自由，美”三个理想，而是“爱，自由，美”三个条件混合在一起的一个理想，而这一个理想的实现便是对一个美妇人的追求。不要误会，以为我是指志摩为沉溺于“诗、酒、妇人”的颓废派，不，任谁也可以看出志摩不是颓废的享受者。他喜欢享受，可是谁又不喜欢享受？志摩在实际生活上的享受是正常的，并不超越常规，他不逸出他的身份。他于享受之外，还要求一点点什么，无以名之，名之为“理想”，那理想究竟是什么，能不能一加分析呢？志摩曾把自己一剖再剖，但始终没有剖析到他自己所那样珍视的理想。我们客观地看，无所文饰，亦无所顾忌，志摩的理想实际等于是与他所爱的一个美貌女子自由地结合。
 

徐志摩
 

　　和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地结合，乃是一个最平凡的希望，随便哪一个男子都有这样的想头。择偶、结婚、传宗接代，这是最平凡的事，但是，如果像志摩那样把这种追求与结合视为“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那样夸张，可就不平凡了。志摩的单纯信仰，换个说法，即是“浪漫的爱”。浪漫的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极圣洁极高贵极虚无缥缈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的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地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原来的爱变成了恨，原来的自由变成了束缚，于是从头来再开始追求心中的“爱、自由与美”。这样周而复始两次三番地演下去，以至于死。在西洋浪漫派的文学家各有不少这种“浪漫的爱”的实例，雪莱、拜伦、朋士（Burns）、Novas，乃至卢梭，都是一生追逐理想的爱的生活，而终于不可得。他们爱的不是某一个女人，他们爱的是他们自己内心中的理想。这样的人在英文叫作nympholept，勉强译作“狂想者”。梁任公先生真不愧为一个目光如炬的稳健思想家。他于志摩、小曼结婚典礼中致严厉的训词，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在事前对于志摩已有诚挚的警告，他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致函志摩：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

　　任 公 先 生 的 话 是 对 的 。事 实 证 明 他 不 幸 而 言 中。但当时对于浪漫的爱之追求者，是听不入耳的。志摩的回答是：“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灵魂”为物，本来就玄妙，再要找“灵魂之伴侣”，岂不难上加难？我们自然佩服志摩之真诚与勇气，但是我们亦不能轻易表示同情于一个人之追求镜花水月。一个人要有理想以为生活之鹄的，但是那理想需要慎加分析，是否在现实的世界里有实现之可能。把自己的生命和前途，寄托在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上，而“爱、自由、美”又由一个美貌女子来作为象征，无论如何是极不妥当的一种人生观。

　　若说志摩之憧憬自由仅限于爱情方面，显然是不合事实的。像一切浪漫主义者一样，志摩向往一切方式的自由。下面这一段话是他最好的自白：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地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流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徐志摩、林徽因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
 

　　的确是，想飞是人人有的愿望。我小时候常做梦，一做梦就是飞，一跺脚就离地一尺多高，再一扑通就过墙了，然后自由翱翔在天空里，非常适意。有时在梦里飞不起来，飞到三四尺高就掉下来，怎样挣扎也不中用，第二天早晨醒来便头痛欲裂。这样想飞的梦，我足足做了有十年八年之久。虽说这只限于梦，虽说这只是潜意识的活动，但也影响到我的思想。我译过巴利的《彼得·潘》，是一部童话，也是只有成年人才能充分赏识的童话，里面的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彼得·潘，真是令每一个成年人羡杀而又愧杀的角色！这一部《彼得·潘》撩起了我对童年和纯洁天真的向往。其实哪一个人在人生的坎坷路途上不有过颠簸？哪一个不曾憧憬那神圣自由的快乐境界？不过人生的路途就是这个样子，抱怨没有用，逃避不可能，想飞也只是一个梦想。人生是现实的，现实的人生还需要现实的方法去处理。偶然做个白昼梦，想入非非，任想象去驰骋，获得一时的慰安，当然亦无不可，但是这究竟只是一时有效的镇定剂，可以暂时止痛，但不根本治疗。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就这样地践踏出来了，人人都循着这路途走，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所以想飞的念头尽管有，可是认真不得。如果真以为诗是有翅膀的，能把诗人带起到天空，海阔天空地俯瞰这乌烟瘴气的人间世，而且能长久地凭虚御空，逍遥于昊天之上，其结果一定是飞得越高，跌得越重，血淋淋地跌在人生现实的荆棘之上，像徐志摩那样！这也是一切浪漫诗人的公式，不独志摩为然。

　　梁任公先生说过，人生最快乐的事莫过把应尽的责任尽完。他揭橥“责任”二字为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此事一毕，了无遗憾，真是一个最稳健的看法。浪漫主义者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勃朗宁有一首小诗，名为《至善之境》（Summum Bonum），他说：

　　真理，比宝石还光亮，

　　信任，比珍珠还纯洁——

　　宇宙间最光亮最纯洁的信任——我认为

　　全存在于一个女人的亲吻里。

　　把一个女人的亲吻放在一切伦理价值之上，实在是一个最大胆浪漫的夸张！《志摩日记》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记载着：“须知真爱不是罪（就怕爱不真，做到真的绝对义才做到爱字），在必要时我们得以身殉，与烈士们爱国，宗教家殉道，同是一个意思。”“同是一个意思”，也许是的，但是在伦理价值上，能等量齐观吗？

　　浪漫的梦经不起现实的打击。志摩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并且不是一个没有胆量认错的人，所以他很快地承认了他的失败，胡适之先生曾指出下面一首《生活》的诗为他自承失败的证据：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黏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这几行诗是纪实的，志摩临死前几年的生活确是濒临腐烂的边缘，不是一个敏感的诗人所能忍受的，所以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上海跑到北平。谁又想得到希望有“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的人，竟根本丧掉了生命，永远不能得到机会呢？（胡济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