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是什么，让那些异乡人甘愿为你终日劳作，又甘愿在你的怀抱里安息？
“父亲生前曾多次对亲友谈起，特别热爱和赞赏移民之地的壮美山河和四季神秀，多次望着下护林东南方不远的墓地说：‘下护林终南山其东青山密林，优雅肃静，其西大河奔流，波澜不惊。春来草木复苏，雪消绿荫；夏时草原无际，百花盛开；秋收麦硕花浓，如锦似金；冬临大雪飘飞，天地坦白。真乃安宁、静滢、吉祥之地，如果我能在那里长眠最好。’不期父亲心言兑现，长眠于让他魂牵梦绕、引以为豪、人生出彩的第二故乡‘终南山’。” 这并非戏剧台词，也不是某种文艺腔，这是杨起勤感怀父亲时的原话。杨起勤说，他的父亲杨胜印老人1900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泰安县马新宅村。杨家祖辈都是佃农，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始终住在给富裕大户扛活儿时在田边搭建的茅草棚里，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每到农闲，杨胜印的父亲便带着他的哥哥奔波在黄河以北的各地乞讨，而年仅八岁的杨胜印则在当地乞讨，供养身体瘦弱、几近失明的母亲和尚在襁褓中的弟弟。和许多山东人一样，十八岁的杨胜印也曾“闯关东”，在长春码头“扛大个”，在哈尔滨开铡草铺，希冀改变命运，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然而1931年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屈辱沦陷，不甘当亡国奴的杨胜印毅然关掉铡草铺，投身抗战，成为“抗联”秘密情报员，以邮差身份做掩护为部队运送物资、递送情报。杨起勤说，当年父亲赶着马车递送邮件的范围很广，从密山向北走遍了虎林、宝清、饶河等寒凉之地；向南则是一路鸡西、穆棱、牡丹江、海林、宁安、绥芬河、东宁等北地村屯。无论风雪肆虐、虎狼凶残还是敌寇狡诈，都没能阻止杨胜印一次次胜利完成看似全然无法完成的任务，获得“杨好子”美誉。“八一三”事变后，得知老家泰安也掀起了抗日浪潮，杨胜印决然返乡，和老家人一起投入对敌斗争，并很快成为当地知名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时光荏苒，到了1955年的春天，55岁的杨胜印又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儿子杨起勤和他无人照料的婶子一家移民到额尔古纳旗（现称额尔古纳市）三河镇的下护林屯，支援边疆建设。 在下护林，杨胜印先是带着自己的家人起早贪黑忙耕种，靠着吃苦耐劳，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让全家人不再缺吃少穿。1957年，下护林生产队成立并逐步发展为国营农牧场，组织大家集体打牧草、拉烧柴、开荒种地。因为开过铡草铺，还赶着马车当过邮差，杨胜印被安排带着四名移民老乡负责五十余头（匹）牲畜的饲养管理。杨起勤说，父亲的工作听上去不起眼，实则却责任重大——在当时的农牧业生产中，大牲畜是十分珍贵的生产资料，耕种运输靠的全是它们。父亲自然深知兹事体大，便一头扎进牲畜饲养工作，没黑没白干中学、学中干，很快成为行家里手，熟练掌握了舍饲初期先喂秋草、寒冬喂伏天干草保膘、开春喂霜干草败火、产奶畜和哺乳畜补喂适量多汁饲料等精当的饲养方法，把牲畜们伺弄得身强体壮。“父亲对牲畜好，绝不仅仅是为了让它们好用。”杨起勤说，父亲是在饲养这些牲畜的过程中日益爱上了这些富有灵性的“伙伴”。为了避开夏季蚊虻叮咬牲畜，杨胜印总是抢在早晚凉爽的时候放牧。为了避开中午的酷暑，他就把牲畜赶到山顶风凉处打盘休息。而为了及时照顾好牲畜，杨胜印还把自己宅院内设施较齐全的大马圈无偿献出，使自己的家一半成了饲养员工作室，一半成了饲养牛犊（马驹）的“育婴室”。每当母畜产下犊（驹），杨胜印都会毫不嫌脏地把浑身黏糊沾有污物的犊（驹）抱进自家屋内，把它们擦洗干净，脐带消毒后再抱出去，好让它们干干净净并及时吃上第一口初乳。到了数九寒冬，杨胜印就挨家挨户收集破旧棉被棉衣，亲手缝制成御寒被，每晚不厌其烦地披盖在身体较弱的仔畜身上。冬季舍饲期间，杨胜印几乎每天清晨三点多就起床清理棚圈，以免牲畜粪便硌坏牲畜乳房和身体，夜间又三四次起床，给牲畜补添饲草，提防野兽伤害牲畜。在很快成为饲养行家的同时，杨胜印还积极学习畜牧兽医常识，不仅能自行处理一般的牲畜小病，他甚至还从当地的华俄后裔老乡那学会了土办法，用温毛巾加热后的砖头为产畜后乳头发炎的母畜反复揉搓消炎，虽然经常累得手腕酸痛，但效果奇好。杨起勤说，父亲对牲畜爱惜有加，牲畜对父亲也怀有特殊的情感，即使未被驯化、其他人难以靠近的牲畜，也会乖巧地依偎着父亲，讨要抚爱。 杨起勤说，也许，正是在与下护林这片热土、与这片热土上的山水生灵之间日复一日水乳交融之中，自己的父亲杨胜印老人逐步爱上了“异乡”，爱上了让他身心得以安放的“第二故乡”，从而“异乡变故乡”，心甘情愿为它终日劳作，又心甘情愿在它的怀抱里安息。 当年，像杨胜印老人那样，从一个异乡人逐步转变为深深爱上额尔古纳这“第二故乡”的山东人还有很多，1890年出生于山东定陶县、1955年移民到下护林的沙瑞合，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据沙瑞合的外孙、如今已是孩子姥爷的闫广庆介绍，初到下护林的移民们，对当地的气候、环境、耕种方式等等都不习惯。尤其是到了冬天，一边是零下四十多度的气温，一边是衣着单薄的习惯，导致不少移民冻坏手脚、冻伤耳朵，而孤身一人的姥爷过得尤其艰苦，但即便如此，沙瑞合依然和当地的八十多户回族人家、十几户汉族人家还有几户华俄后裔人家一道，克服了民族不同、方言不一、习惯各异等困难，互相尊重、亲和友善、共同创业，建设着他们共同的新家园。 闫广庆说，在姥爷的感召下，他的母亲和父亲也于1959年先后赶到了下护林，并很快成为生产主力。“那时的生产劳动非常艰苦，好多活儿都是人抬肩扛。秋收时是人工捆麦子，然后再堆集起大垛，由笨重的俄式脱谷机定位脱粒，再后由人工装袋，用马车运回村里的场院。那时没有电，清粮机也是手摇鼓风式的，不仅清粮质量差，而且速度慢，选种清粮的活儿一干就是一个冬季。互助组、后来的合作社就把这类农活儿主要交给女同志干，因为男同志还得干上山打柈子的活儿。”闫广庆说，他的母亲和姐妹们就是和村里的女同志一起，干着这些看似很轻实则很重的活儿。“她们经常开展劳动竞赛，一个组一个组之间比着干。每天下班，她们个个累得浑身像散了架子似的，回到家还要做饭、洗衣，照顾老小。那时农工姐妹遭的罪，是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提起当年的母亲和姐妹们，闫广庆总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而提起带着不到八岁的自己，追随岳父和妻子来到下护林的父亲，闫广庆说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和一位叫韩经志的大爷为一架锯，和大家一样每人赶着两个牛爬犁到二十里外的山场拉柈子的情景。“他们每天凌晨两点多钟起来，喝两碗咸面糊粥后，揣上两个掺土豆的黑面饼，再穿上皮大哈、毡疙瘩去牛圈套爬犁，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在漆黑的夜里就出发了。二十多里的山路，老牛要走三四个小时。天亮了，他们也到了山场。甩掉皮大哈，喂上牛，两人就开始伐树。这是最不好干的力气活儿，每棵树锯的树茬儿不能高于十五厘米，他们只能单腿跪在雪地里弯着腰拉锯。把一棵树锯倒要休息好几次，汗水把帽子和内衣溻湿，而胡子和眼眉却冻上了冰霜。他们大约要放倒四五棵树才能够数，然后打枝丫掐成段儿，再装上爬犁。干完这些活儿，基本就到中午了。四头牛把带来的草也吃光了，这才开始往家返。他们就坐在爬犁上拿出系在腰间的面饼，边赶着牛边啃着饼。大约下午三点多钟，牛爬犁才到家，他们还要分别把柈子给各户送到院子里才算完成了一天的劳动。”闫广庆说，因为这些经历，父亲和大家一样，坐下了腰腿和肠胃方面的疾病，终生难以治愈。让闫广庆同样印象深刻的，是父亲挨家挨户送完柈子，在天擦黑的时候回到家里的情景。他说，父亲到家的时候，家里人早已把晚饭做好了，就在一盏小油灯下，一家人终于可以其乐融融地吃上一顿温馨的晚饭……饭后，当孩子们还在灯下写作业的时候，大人们就都累得上床休息了。鼾声会渐渐解除他们的疲劳，让他们重新恢复体力，再去迎接又一个凌晨……
事实上，像杨胜印、沙瑞合这样，从泰安、临沂、菏泽三个专区的台安、曹县、禹城、定陶、临沂、剡城、合肥等县，移民到额尔古纳旗的“山东移民”整整五百一十三户，二千三百九十八人。同期移民额尔古纳旗的，还有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的一百四十七户、阿鲁特旗的一百二十六户，共二百七十三户四百二十一人——彼时，与前苏联仅隔一条额尔古纳界河相望的额尔古纳旗地广人稀——据新中国成立后的统计，全旗只有两万八千人，而在这两万八千人中，前苏联侨民就有九千之多——这些苏侨一部分是19世纪末帝俄时期额尔古纳河对岸的俄国居民，由于长期进入额尔古纳北部地区放牧、打草而逐渐定居当地的；另一部分是20世纪初前苏联十月革命前后，在其本国困难时期跨过额尔古纳河来当地定居的——到了1954年，前苏联与我国商定了“苏侨回国定居”事宜。据此，额尔古纳旗于1954、1955两年分两次动员、护送近两千户九千余苏侨顺利归国——如此一来，导致全旗空出了上千所房屋、闲置大量农牧业生产工具，突然集中起来的大量牲畜无人饲养等问题也十分突出——而当时的山东省则刚好相反：人口达到六千多万，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建国虽已六年，但由于人多地少，特别是沂蒙山区土地贫瘠，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的生活还很贫困，以至大多数移民到额尔古纳旗的山东农户几乎一无所有，有些人家甚至只用一只篮筐或一个包裹就装下了全部“家当”——从踏上移民的列车开始，国家就负担起了他们的一切吃用。而从踏上他们的“第二故乡”额尔古纳旗开始，国家又无偿为他们分配了房屋、生产资料以及口粮，直至炊具和餐具，还要照顾好他们的衣着、医疗等等，并安排了专门的干部群众几乎手把手地教会他们套车、扶犁、播种、收割、打草等生产技能，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生活，从而解决温饱并逐步走上富裕之路——据统计，那次移民安置经费有七十万元之多——在国家刚刚度过恢复时期的50年代，对于只有三两万人口的额尔古纳旗，那可是一笔不菲的财政花费——直到今天，一些尚且健在的移民老人们忆及往事，还会感慨万千，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党和人民政府为帮助他们摆脱贫苦走向富足而付出的代价，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干部群众的辛勤与真诚”……
中篇：是什么，让我的父辈视寒苦为清欢，含辛劳如甘饴？ 每每沉浸在“山东移民”的烟火人生里，我都会不由得想到自己的母亲——在三年困难时期，随着姥姥一起从山东寿光“逃荒”到额尔古纳旗上库力乡的母亲，岂非不是一名少小离家的小儿女？不也是克服了语言、生活习惯截然不同等等障碍，从一名上库力乳品厂翻炒乳粉的临时工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技术员、小学教师、国家公职人员——而其间所吃的辛苦，即使母亲很少说起，知晓那段历史的我又何尝不会晓得……我当然也会不由得想到自己的父亲——因为爷爷在和当地人一起打山火的时候不慎被烧伤，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刚刚十几岁的父亲，不也是一个小小少年，就为了大家庭的生计，和其他人家的成年人一样，去山里放牧、打草、拉柴，即使顶着一整天的牛毛细雨也要披着一条破旧麻袋去野外出工……而当我年轻的父亲母亲欣然相识、相爱，并迎来新婚，正待享受人生中最珍贵的幸福时光之时，却与彼时的人们一样，遭遇了那场长达十余年的身心浩劫……而今，每每忆及过往，已过古稀之年的父亲母亲，却极少抱怨和遗恨，说得最多的，也就是那么几句——“都过去了”“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乱”…… 而说起为躲避战乱从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移居到额尔古纳旗上库力乡宝格罗夫（该地的俄语名称。蒙古语名为白音扎拉嘎，意为富裕的山坳。后称第二生产队）的爷爷奶奶，父亲虽然会说到彼时的苍茫四野只有不到十户人家，乃至外出农牧时会遇黑熊、狼、狍子、狐狸的经历，会说到种种的生活艰辛，然而他为我们讲述最多的，却是永久封存在他记忆深处的那些美好——根河两岸鱼翔浅底任自由、鸟落院中和人语那天地风物的美好，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却总是互敬互爱的邻里乡亲的美好，爷爷奶奶带着他和姐弟们在一起过生活时那些温馨时光的美好…… 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对于我的父亲母亲，除了身心的安放，作为故乡的额尔古纳所蕴含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以自己的广袤、深沉和静寂，教给了他们宽宥、慈悲和隐忍，让他们懂得拥有一颗视寒苦为清欢、含辛劳如甘饴的心，才是安度人生的根本。 ....
（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3年第3期）
吴颖丽，达斡尔族，内蒙古人，现居北京。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生态作协理事。诗歌及散文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北京文学》《草原》《诗刊》《星星》《扬子江》《草堂》等文学期刊及《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民族报》等专业报刊。诗作被译介为僧伽罗文、俄文、法文等多个文种。诗集《一个热爱太阳的民族》入藏中国达斡尔族博物馆，《我看到了你的麦田》入选中华出版促进会赠送“一带一路”国家使领馆书目。散文《芳草青青塔塔墩》获"魏州杯"生态文学作品奖，《额尔古纳密码》获丰子恺散文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