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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华:《难忘的“文革”岁月》(节选)

时间:2021-11-07 17:20来源:中国外宣网 作者:胡德华
胡德华先生是已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三儿子,他所写的《难忘的文革岁月》,文笔轻松、自然、朴实、生动,饱含着深情......真实地记录了文革时期,他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记叙了父亲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老干部在那一时期的遭遇......

  编者按:胡德华先生是已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三儿子,他所写的《难忘的文革岁月》,文笔轻松、自然、朴实、生动,饱含着深情......真实地记录了文革时期,他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记叙了父亲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老干部在那一时期的遭遇,表现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崇高精神和不向野蛮的行径低头、铁骨铮铮、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也表现了人间的亲情,善良的温暖......

  读来让人感动,令人思索......

  胡耀邦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最终在历史上站得住脚。我不能为了少挨打、少受苦就胡说八道,让别人多年后指着我的脊梁说我软骨头,我不能这样。”这铿锵的话语,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伟大灵魂的声音,感受到一个革命家、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高贵人格。

  胡耀邦说:“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尊重他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要尊重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不管他是什么阶级,都要作为人来对待。”这句话,彰显了共产党人博大、仁爱、善良的美好情怀,将永远绽放人性美温馨的光辉......

  本网今编发《难忘的“文革”岁月(节选)》,以飨读者。
 

  难忘的“文革”岁月(节选)

  胡德华
 

  实际上我跟我爸的互相交往、互相交流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兄妹基本都是跟着外婆长大的。为什么我跟爸妈交流的少呢?说句笑话,因为我大哥是个男孩,当有二哥的时候就特别希望是个女孩,但又是个男孩。我快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太原前线作战,我妈妈在石家庄,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用攻坚打下来的第一座坚固设防的城市。我妈妈当时是在晋察冀贸易公司工作,恰巧公司总经理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栗战书主任的叔爷爷栗再温,栗再温最后是山东省的副省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9月份,他因提出保护国家文物的意见,被红卫兵批斗,我估计是为了保护孔庙。砸烂孔庙孔府孔林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为司令的红卫兵。11月,他被非法关押,曾愤语“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1967年2月,他受尽迫害,含恨去世,时年59岁。

  
1969年2月,胡德华在文革中就参加工作了,分配在北京市政二公司当“壮工”修马路
 

  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前线,电话里就问:男孩女孩啊?我妈说,是男孩。我爸大失所望就说,行了知道了,我忙,这次我就不回去看了。所以我自打出生就跟他没有什么交往,他忙他的工作。我妈当时在北京国棉一厂,在现在的东四环路十里堡青年路一带,现在开车觉得很近,可是当时要从灯市口家里走两站地到沙滩,乘坐12路无轨电车到红庙再换乘郊区公交车,很远,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我就只能在托儿所一直上全托、小学高中都住校。1966年6月,刚上完高中一年级的课程,就不得不参加文革了,1969年2月在文革中就参加工作了,分配在北京市政二公司当“壮工”修马路。听这工种名就够吓人的吧,就是卖力气的,因为当时国家生产力落后,没有什么施工机械,全凭人力。当年我们的定量是一个月49斤粮食,绝对是重体力劳动。其实我后来才体会到工宣队的师傅对我是非常好的,当时我们学校高一留在北京分配工作的地方有我们北京市政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木城涧煤矿,窦店砖瓦厂和清河毛纺厂。听同学们讲,窦店砖瓦厂原来是劳改犯工厂,职工一个月的定量是79斤粮食,那就得是重重体力劳动了。新修马路一般都是在没有人、没有马路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地方现在叫燕山石化,我们那会叫东方红炼油厂,当时周边所有的名字都特别响亮,还带着光彩,记得一起的还有曙光化工厂向阳化工厂等等。我们在周口店,就在北京猿人附近,离家非常远,两个礼拜才能坐运石料运渣土的大卡车回家一次。

  
爸爸在文革当中被打倒关押起来......
 

  真正跟耀邦书记有所接触交往比较多的时候,恰恰是在文革当中他被打倒的时期。可以这么说,第一次初步认识他是在1966年的9月30号,那是我终身不忘的日子。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6月10号左右,受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共青团系统的工作组,进入到北京市各个中学,指导中学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下午三点开会,主席台上从左起依次坐着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李雪峰主持会议,会上领导发言的顺序是邓、周、刘,最后是刘少奇讲话,其中就有著名的那一段:“你们问我,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也不知道,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让人感觉充满了困惑、迷茫与无奈,最后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哪知话音刚落,万人大礼堂里所有的灯光突然全部点亮,主席台身后巨大的幕布徐徐拉开,后面整齐地站立着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的所有成员。

  文革积极分子们被眼前的突然一幕惊呆了,但是片刻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伴随着掌声,毛主席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从舞台一边走出,在舞台前来回走了几趟,向到会的文革积极分子们招手致敬,跟本就不理睬在主席台就坐的刘少奇等人。由于毛主席是刚刚横渡了长江,精神状态极好,高大魁梧、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毛主席的对台戏让刘少奇他们在主席台上惊得目瞪口呆,坐立不安。中央文革一点不给面子,顺势拿下话语权宣布:毛主席从来就没有派出过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镇压学生包庇坏蛋,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即日起从各个学校如数全部撤出,镇压学生绝没有好下场......毛主席夫人文革旗手江青的火力更猛、战斗力更强,歇斯底里的大叫:“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

  各中学已经打倒了学校党委,现在又撤走了工作组,红卫兵造反派们可是不得了了,比照着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拘无束的到处批判打倒所谓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到处抄家造反、破四旧毁坏文物,逐步演化成血腥的红8月。

  到8月13号,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了一个10万人“声援外地造反派批斗小流氓的红卫兵大会”,当时北京中学工作组撤销后,整个形势就非常紧张了,开始出现炮打团中央的大字报。那天我也骑着自行车,从清华大学一直骑到工人体育场去参加大会。大会前段是兰州大学造反派控诉省委书记裴孟飞,马继孔所谓镇压文革的“罪行”,批斗小流氓等等,最后一项是李富春讲话,李富春当时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党中央书记处是负责工青妇的书记,在大会上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团中央书记处三胡一王,停职反醒”。“三胡”是指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一王”是指王伟,当时我脑袋嗡的一声,后面还讲什么,我也没听见了。宣布完后,周边的小将们就拼命鼓掌,然后就散会了。散会的时候我们往外走,看到我们小学低我一个年级的一个同学,忘了叫什么名字,我问他,你是育英小学的吧?他说,对。我说,刚才李富春说什么来着,我没听清楚。他说,宣布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醒呀。看来这是真的了,千真万确不会有假了。我生怕会出什么事,就赶紧骑车往家赶。那天是8月13号,是红8月,就是所谓的红色恐怖时期非常非常乱,无法无天没有抶序没有安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8月5日被女学生们刚刚打死,北京市大兴县即将发生屠杀几百名无辜地富子女的血腥暴行……江青还传达了据说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光荣!”

  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打人都没有关系、都有道理,好担心呀。我记得到家就7点了,天都快黑了,我急急忙忙还没有到他房间,就看到有很多不认识的年轻人,我爸也在里面,从走廊里急急忙忙的往外走,我赶紧追上去问爸爸,爸爸你吃饭了没有?他也没有理我,好像根本我就不存在,直直地默默从我身边走过去,周围的一大群人也没有一个答话,太吓人了。怎么搞的,难道我这是在梦境中吗?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回来,实际上是被关押起来了。那是1966年8月13号的晚上,他被关到团中央办公楼4楼,团中央书记处张超书记的办公室。张超书记在1968年伟大领袖宣布“群众专政”的日子里,造反派逼迫他揭发耀邦书记被凭空捏造的“罪行”,他血气方刚、怒不可遏,痛斥造反派的无耻谎言,最后悲壮自尽,以自己45岁的年轻生命,保护自己的同志,捍卫实事求是的信念,抗议黑白颠倒、血腥无耻的“文革”。在被称作右倾翻案风的1975年7月,重新成为省部级领导的耀邦书记对我的好朋友张叔叔的儿子张陆平说;“张超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乱说话,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看到耀邦书记的时候,实际上是被造反派革命小将们押走的历史现场。从那以后就没有了消息,他已经被停职审查,从各方面陆续听到消息,我也到团中央机关看他被批斗、殴打、侮辱、示众,我心里在流血,所有大家能想到的殴打、侮辱都在他身上实行了。那些日子,办公楼后面的空地上,每天每时都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所有人怀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心情参加和围观批斗现场,其中也有很多人,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围观清政府杀害革命者那样幸灾乐祸,暴行给他们带来莫名的兴奋和快感。
 

  厄运中,一句话一包烟的珍贵、温暖......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看押他们的红卫兵认为都是因为这些走资派,错过了接受伟大领袖,他们的红司令的神圣检阅,于是把一腔的邪火都发泄在他们身上。红卫兵们拿着军用皮带和能够找得到的凶器,像法西斯强盗般疯狂地殴打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而现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人。

  因为长期的战争生活和紧张的工作,我爸爸很早就一直需要安眠药需要香烟,团中央每次都会通知家里准备好我们给他送过去。我记得当时一直都是在北京医院拿药,一种是速可眠,一种是巴比妥。在医院里,医生司药每次看到处方上他的名字就喊:胡同志来了没有?胡同志……“来了,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窗口,司药看看处方,又看看我问:你是来给胡同志拿药的吗?我使劲点点头说:是的,我是他的儿子。司药双眼充满柔情和怜悯,脸上却不动声色,一本正经地说:拿好药,回去好好照顾病人身体,按剂量按时服药,听懂了没有?我怎么能听不懂呢?我忍住泪水,只感觉一股暖流往上涌,他们始终不说出他的名字。我好感动,我再笨也能感受到医生司药们的良苦用心,享受着他们这片刻的宝贵的善良,同情和关爱、机智和无奈。即使在一片肃杀的疯狂恐怖的红8月,人间还是有真情在,他(她)们鼓舞着我,勇敢地面对文革中绝望的惨淡人生,我永远感谢并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善良的不知姓名的好人。

  文革前他一直是抽中华牌香烟,小学时我就经常带同学在他房间的纸篓里捡他抽过的香烟盒,叠三角、摔三角、拍三角。他被关起来以后的某一天,被红卫兵的野蛮私刑打坏了他身体,被团中央筹委会的好心人送到北京医院。他病房的对门就住着当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他们都很熟。因为这一切来的太突然,仓促中就没有带烟,他忍着伤痛走到廖鲁言病房说:廖部长,有烟吗?请给我几支。廖鲁言部长默默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从抽屉里拿出一包大中华,塞到他手中。

  几天后,他又回到团中央机关继续接受批斗,就交代我以后不要再买大中华,要买大前门香烟了。一开始是带锡纸的3毛9一包的精装版,后来就要我买不带锡纸的3毛6一包的简装版,最后就改成抽3毛1一包的恒大牌香烟了。

  
接爸爸回家——我这辈子平生第一次做饭,给爸爸做的是看不见鸡蛋的鸡蛋菠菜面条
 

  1966年9月30号上午,团中央革委会筹备小组又打来电话,说你们谁在家呀?我说,我在,他说你来接你爸回去吧。我说,太好了,是要放人了吗?他说,不是放人,因为马上到十一了,我们革命造反派也要放假休息呀,没人管走资派了,你接他回去吧,在家里待三天再送回来。然后我就骑上自行车,在团中央门口看见他一个人走出来,快两个月了,我一看到他单薄瘦弱的身影,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涌,他走到跟前严厉地说:哭什么?这么没出息。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哭,可是……反正……语无伦次,索性干脆让眼泪流个够吧。然后就要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接他回家,当时车费我记得是两毛五分钱。因为他的工作用车被造反派占用了,他的车是苏联产灰色的吉姆牌轿车,三排座,听说当时全北京就这一辆灰色的,而且还是苏联列宁共青团第一书记谢列平送给他的。到了家里,我给他做了我有生以来第一顿中午饭。因为我一直住校吃食堂,也不会做饭,家里原来一直是我外婆操持家务,有炊事员还有我奶奶。后来我才知道我外公原来在李宗仁第五战区任国军的旅参谋长,打完台儿庄战役在撤退中失踪了。2015年去台湾旅游,我还去忠烈祠去找,看看有没有我外公的名字,结果也没找到。我问讲解员,他们说当时打完台儿庄很仓促,消灭鬼子后敌人很快又围了上来,部队立即突围,建制也乱了,在撤退时失踪是很常见的。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和围歼,所以才有了蒋介石命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的惨剧。后来学历史的大哥讲,过去有文化的人除了姓名之外,还有表字,还有号,也许忠烈祠里有他的排位,但用的究竟是名、字、号我们都不知道。我外婆就这样被认为是国军军官的家属了,在红八月时,造反派要求给遣送回原籍安徽宿县。当时送外婆上火车的是我大哥。外婆是基督徒,上过私塾识文断字,知书达理,反过头来还安慰大哥说,过去我们老高家确实是地主,后来家道中落,流落到符离集,就是出烧鸡的地方,解放后成分是城市贫民,我会开证明回来的,你们都不要怕。

  外婆收拾行李的时候,一定要带一床被子走,大哥非常不理解,外婆说我要在被子里藏一些钱,缝起来。其实我们家一直都是月光族,妈妈在被称作是北京黑市委的纺织局工作,更早被关押,在各个工厂轮流被批斗。当时家里只有爸爸被关押期间没有月光,拿回了被扣发的两个月的工资400块钱就是家里的全部家当。大哥说,外婆你年龄大了,再说现在的造反派无法无天,你藏到哪里都没用呀,于是作罢。在火车上,外婆的对面是一位解放军,看着大哥不放心的样子就说:你放心下车吧,一路上我会照顾老人家的。

  在符离集家乡的父老乡亲和干部,当时还是很有良心,很实事求是的,很快开好了证明,是城市贫民,大概一个月左右外婆回来了,信心满满地把证明交到了街道委员会,终于暂时安全了。

  家里都没人了,炊事员、工作人员也都撤了,只有我70多岁的老奶奶受到惊吓躺在床上,说厨房里还有些挂面,你下给你爸吃吧。这可难为死我了,我什么时候做过饭呀?我哪里会做呀?可是不做又怎么办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饭,第一次做饭就是给耀邦书记做的。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做,也没有人可以问,就想着别人是怎么做的,要烧开水,要把挂面放到水里,切了点菜叶,还打了两个鸡蛋。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先烧开了水再下面条,结果加满凉水后就下挂面了,鸡蛋也打进去,然后就盖上锅盖闷起来,等了半天水也不开,等开了锅一看,咦,鸡蛋怎么没有了,后来才知道是散了,反正是乱七八糟的一锅,就跟我爸一起吃。我问他,还可以吗爸?他说,不错,挺好吃的(后来我估计可能是大家都饿了,也可能是鼓励我)。这是我这辈子平生第一次做饭,做的是看不见鸡蛋的鸡蛋菠菜面条。
 

  我第一次正八经地单独跟爸爸聊天......他说,“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尊重他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要尊重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不管他是什么阶级,都要作为人来对待。”
 

  吃完饭,没有别人我就陪他说话,那是我第一次正八经地单独跟他聊天。我刚坐下爸就指着我说:“要不是担心你们这几个孩子,要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早就豁出去了,一定要到毛主席那里去问问他老人家,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要这么搞?这么野蛮,为什么要搞人身侮辱?为什么要任由红卫兵任意动用私刑?”

  我说:“爸,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我们都知道甚至我都看到了,可是你应该“正确对待”啊(这是那时的报纸语言)”。

  他说:这么对待干部,这么对待人,这么无休止的殴打、羞辱,用各种变着法儿的刑罚折磨人是不对的。

  我说:爸,你可别这么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革命就是要把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而且就是要给他们戴高帽子来游街,那都是毛主席讲的,都是革命行动呀。

  他听后说,你知道毛主席还讲过什么吗?我说,那讲的可就多了,我哪知道你想要我说什么呀?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我说,那我当然知道了。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最后一条是什么?一下子我还真说不出来,我就在心里默默的唱到最后,说: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呀,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

  他说,对呀,可是为什么不许虐待俘虏兵呢?还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呢?我说,那我哪里知道呀,反正就是这么规定的。他说,我们原来跟敌人打仗时候,对方拿着枪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当对方投降了放下武器了,原来的敌人这时就是俘虏,就不是敌人了,他前面的那个定语“敌”字就没有了,他就只是一个“人”。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尊重他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要尊重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中国古代不是也讲“士可杀不可辱”嘛?我们优待俘虏是表现出我们共产党人更高的胸怀。“可是,那也不管是什么阶级吗?”他坚定的对我说“对!不管他是什么阶级,都要作为人来对待。”



 

  我那会还不满十八周岁,我们当时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待敌人就是要狠、要仇恨。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不同的声音,甚至公然跟“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都不同,感到非常震撼。

  后来,我就听见有人按大门铃,我就跑出去,那会其实大门都是打开的,因为那会武斗、抄家、批斗都是常态,人命也不值钱,说打死就打死了。我一看,进来四个老高老高的解放军,把我吓一跳,我问你们来干嘛的?我以为又来抄家了。他们问,这是胡书记家吗?一句胡书记就让我直到今天还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因为那会造反派的脾气没有人这么尊重你,况且还是被红卫兵造反派封为了走资派,都应该是横眉立目,打打杀杀的。我说,是,你们找谁啊?他说,我们来看看胡书记。我觉得特别和蔼,就带他们进去了。

  我说:爸,有人来看你了,不是来批斗的。他们依次握手说,胡书记您好。我爸疑惑地说,你们是哪里的?这四个解放军说,我们都是军队院校的,现在十一放假,我们特别不放心,特意来看看你。因为当时没有人说这么温暖的话,当时我爸也特感动,他就问,你们都是谁啊?为首的大个子说,我叫秦铁,我是秦邦宪的儿子。“哦”第二个说:我叫袁勃信,是海军,袁也烈的儿子,“噢,大革命时期的老资格哟。”第三个是我们当时国家体委副主任黄忠的儿子黄安生,“好啊,我们是邻居呀”都是革命的后代、战友的儿子,所以气氛就轻松多了。到了最后一个,我爸就问你是谁呀?他说,我父亲没有什么名气,你一定不知道的。我爸说:那可不一定,你说说看嘛,他说,我叫杨晓明,我父亲叫杨春茂。我爸就说:哎,杨春茂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然后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子,开心神秘而调皮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专做审查工作的,你爸爸是七大代表对不对?七大的每一位代表,都是我们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审查通过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于是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我知道杨春茂在燕山石化当过老总)。

  我爸说,你们的父亲我都认识,而且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原来是咱们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而且记忆力超强,过目不忘,他熟悉每一个干部,所有干部的情况他都烂熟于心。后来我想,兴许这也是他后来做了总书记,配备干部得心应手的原因吧。难得大家的好心情,于是就看他们天南海北的聊,聊完了,我就送他们出门。

  回来后,看到爸爸还沉浸在多少天都没有的轻松愉快的谈话气氛中,就焦急地说,糟了,糟了爸,这个秦邦宪不是博古吗?我爸笑着说,哦,你还知道博古就是秦邦宪。我说,我当然知道了,这些毛选里都有。我说:爸,这王明、博古不都是坏人吗?咱们应该划清界限才对,你怎么还跟他们谈得这么好呢。我爸本来还挂着微笑脸,一下子就凝固了,拿着香烟的右手停在了半空中,好长时间沉默着。我还不知深浅地继续说,现在报纸文件,还有《毛选》里都说,王明、博古都是坏蛋,他们反对毛主席,丢失了根据地,让革命受到了巨大损失........

  他默默地,但是异常严肃地听着我说,可能一直在想怎么回答我这个又懂又不懂的半吊子,既要让我知道真实的历史,又不能让我因言获罪陷于灭顶之灾。他知道,我们家这胡老三直性子,嘴巴不严,肚子里存不住东西,老爱乱说。他眼睛看着远方,最后他一字一顿地说:你要记住,博古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我又一次被震撼了,怎么说的跟当时广播里、报纸上甚至跟毛选里都不一样啊,我还真不知道博古是高级领导人,我只知道他是坏蛋。因为博古,我们党、我们中国革命受了多少损失,但是我爸却非常尊重他。从这以后,我就特别注意我爸,注意他的观点,就不再人云亦云了,这是我第一次朦朦胧胧地认识了他。

  因为在延安他一直是在八路军做组织工作的,所以在文革中,我看到找他做外调写证明的人非常多,甚至还有很多他不认识的人也来找他。他就非常和蔼地跟来人说,我不记得你呀。来人说:是的,我们没有单独见过,可是我听过你在抗大作报告,我就记得你。爸说:那你应该找你们学员队的领导,像队长呀,政委呀,给你写证明材料才对。来人说:战事紧张很多都不记得了,有的牺牲了,有的现在被关起来的,被打倒见不到的,在位的也有不肯管我们、不愿意见我们的,没办法就只能找你了。于是他就和来访者一起回忆他所在单位的领导,并认真帮助联系,实在回忆不出来联系不上的,就亲自动手写道:在我担任什么什么干部负责的时候,没有审查出他有什么问题等等。这就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冤假错案。这一时期,我看到每隔一段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都堆积有20至30公分厚,用复写纸写就的报告和证明材料。文革后听说一共有好几大纸箱子,说可能都在团中央档案馆或者是在中央档案馆,也可能几次搬家失散了,那就可惜了。
 

  胡耀邦: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最终在历史上站得住脚,我不能为了少挨打、少受苦就胡说八道,让别人多少年后指着我的脊梁说我软骨头,我不能这样,我觉得我们党不会是这样的
 

  在文革中,我看到找他做外调写证明的人非常多,甚至还有很多他不认识的人也来找他。他都热情接待、书写证明材料。但是,我也看到他对那些造反派要他写假材料、假证明,要他造假做交易时,却是一点不客气、一点不买账的,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甚至跟造反派拍桌子、瞪眼睛对骂。

  大概在1967年2月的某一天,突然来了一大帮带着红领章、红帽徽的解放军冲进我们家,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一个个膀大腰圆,横眉立目,他们毫不顾忌地破门而入,进了院子就旁若无人地大喊大叫:这是走资派、黑帮分子胡耀邦的家吗?我赶紧跑出来才知道,那是北京军区体工大队的造反派,都是些踢足球打篮球的,他们也不系扣子披着军大衣,目中无人地横着就进来了。推门就厉声喝问耀邦书记:你老实交代,你跟贺龙是什么黑关系,他是怎么反对毛主席的?耀邦书记一开始还礼貌地让他们请坐喝水,请他们好好谈问题。结果这些解放军造反派大耍造反派脾气,始终是大喊大叫,无理取闹,于是耀邦书记索性也不理睬他们了,并投以鄙视的目光。这下,那些造反派们被激怒了,拍着桌子大喊道:贺龙是土匪,到今天你还敢包庇他。耀邦书记终于也按捺不住了,也一拍桌子大吼道:“贺龙同志是共产党员,是共和国元帅。”造反派们一怔,可能还从来没有见过走资派竟然还敢跟他们拍桌子对骂,说,江青同志都说贺龙是土匪,是军阀,中央文革都给他定性了,你还胆敢说贺龙的好话,你就是十恶不赦的走资派。耀邦书记依然对他们的乱吼乱叫报以轻蔑的目光,这时一个造反派,抛出一个自认为是王炸的重磅炸弹,大喊: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反革命分子杨勇是你表哥!他要配合贺龙搞二月兵变,你敢抵赖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将军,在1月份就已经被中央文革无端打倒,按当时的风气,每个人都要划清界限,都要摘清与被打倒人的关系,造反派等着耀邦书记回答。空气好像凝固了,沉默了难熬的感觉却是漫长的几分钟后,耀邦书记平静地但是严肃地问,你们了解你们的司令员吗?你们了解贺龙元帅吗?杨勇司令员出生入死,负了多少伤你们知道吗?你们都认为杨司令不苟言笑,样子很凶,那是因为他面部受了枪伤,不能像常人那样笑了,他昏迷了多少天你们知道吗?还给他们讲贺龙元帅对八一南昌起义、对我们人民军队的巨大贡献,对革命战争的巨大贡献。那些造反派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我们人民军队如云将星的传奇经历,加上耀邦书记出众生动的演讲口才,造反派们听着听着就听入迷了,喊叫声也听不见了,等走的时候还一一握手,还说,耀邦同志,对不起啊,我们有空还来看你。

  等他们走了之后我才敢进去,他说,你都听到了?我说,我当然都听到了,你们吵得那么凶都把我吓坏了。他说,你没事就坐坐吧。我坐下后说,爸,你别跟这些造反派硬顶,他们可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现在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都是打倒贺龙的,都说贺龙是土匪,这种情况下,你就说他一句是土匪也没关系,我想没有人会计较的,那样你会少吃好多皮肉之苦呀!

  他一番唇枪舌剑得胜之后,本来很放松地坐着,听罢,登的一下就站起来说:“你这么没有出息呀,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说,现在谁还讲历史考验,谁还在乎你真话假话呢,还是先保住命要紧,好汉不吃眼前亏。大家都在那里打倒贺龙、打倒刘少奇,你救不了他,谁都救不了他们,谁还管什么历史不历史的。

  他说,这个不行,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最终在历史上站得住脚,我不能为了少挨打、少受苦就胡说八道,让别人多少年后指着我的脊梁说我软骨头,我不能这样,我觉得我们党不会是这样的。写那些大字报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们党最终绝不会这样的,最终还是会实事求是的……

  多么纯真,多么真诚的老爸呀!

(编辑: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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