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三百年萃升书院 名家讲堂再现儒韵书香
郭兴文 2020年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它将留给后人很多难以忘怀的记忆。而在沈水之阳,一件看似声动不大,也并未引起世人更多的瞩目;但在今后的岁月里将日益产生影响并彰显其特殊意义的事——沈阳萃升书院讲堂开讲,它应该在历史上留下值得记载的一笔。 真的好感谢省政协文史馆,好感谢李景阳馆长,他们做了一件与文化复兴紧密相联的事;尽管现在人们还不见得都会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历史会证明,这并非过誉之词。 从2020年11月28日彭定安先生以《中国的文化自信与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振响了萃升书院讲堂重启的铎声,到目前为止,又有王充闾先生《读书与应用》,王向峰先生《把握人生命运的通道——谈周易乾卦的意义》两堂精彩的学术讲座奉献给辽海学人,社会反响强烈。人们也越来越对萃升书院讲堂产生了兴趣。絃歌宏讲出辽左,文化复兴溢书香。古老的萃升书院又重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时间退回到十八世纪,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在关东大地上一个以易经“萃”、“升”两卦之名,因象取义,蕴涵着“荟萃英才,升扬文化”的“萃升书院”面世。它为盛京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带来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萃升书院,它的建立绝非偶然。它上承中国悠久的教育传统,延续先秦私学争鸣,汉儒精舍研经,魏晋竹林玄谈,隋唐寺院禅修,两宋学术更新之习风,下应儒家士大夫自由讲学、研究经典、学术切磋、修身养性之需求,适应文化教育下移,学术思想创新之大势而应运诞生。书院创建者的初衷是非常明确的,那便是汇聚天下文化精英,升扬民族文化,促进儒学复兴改革,推动文化教育下移和学术思想的创新,进而促进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萃升书院三百年来,走过了一条异乎寻常的路程。虽然它比不上岳麓书院的历史悠久,御赐金匾,“朱张会讲”,“七毁七建”,景观林立,人才辈出,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但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在这三百多年的沧桑岁月中,既有奕瓕、李永绍、霍备、张学良等重视文化教育的各级地方官员的倾心倡导与重视,也有王尔烈、刘文麟,曾绍祺、尹果、李维世、于省吾等学界翘楚的鼎力支撑,还有王树楠、吴闿生、吴廷燮、高步瀛等名儒健硕的积极参与共襄,也离不开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热情瞩望赞助。确也出现过学子云集、名师荟萃、书声朗朗、墨香盈盈、执经叩问、援疑质理、著书立说、弘扬文脉的生动景象。但同时也历经了坎坷磨难。先被“沙俄兵燹,斯文暂离”,又遭“日寇入侵,再度偃旗”,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寂然无闻。幸得时逢盛世,省政协文史馆并李景阳先生顺天应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忠公体国的责任感,毅然担当起“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责任,开办萃升书院讲堂。其意在弘扬文脉,焕然古韵,助力文化复兴,正可谓善行义举!
萃升书院讲堂的开办,具有多重的意义: 意义之一,此举重新拾捡起一块厚重的文化品牌,有助于增强地域文化的自信。 萃升书院的发展过程自有其历史的必然。但作为辽宁本土的一块文化品牌,长期湮没而少有人问津;后来者大多不知它的来龙去脉。说起“书院”,只知“岳麓、金山、石鼓、嵩阳、白鹿洞、应天府”,而不知在辽宁这块土地上还曾有“萃升”、“襄平”、“银冈”。尤其是萃升书院,曾经有过那样的引人注目之处,这不能不是个历史的遗憾。萃升书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与岳麓、石鼓、嵩阳、白鹿洞书院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中国千百年来教育内容、教育形式不断发展演化的结果;在历史上都曾为推动不同时期思想、学术、教育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作为后来人不应该也不能够忘记书院及它的历史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恢复和重新建设好书院,既是一种文化自信,也是一种历史担当,而萃升书院讲堂的开办,恰恰是这一历史担当的前奏与序幕。 意义之二,萃升书院讲堂的开办,可以为整理发掘具有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特色的文化,提供一个很好的抓手。 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能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的表现。整理和挖掘地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开发利用好地域文化资源,对推动特定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动民族文化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些年,辽河文化研究院徐伟浩先生提出了挖掘、打造“辽学”的主张,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兴趣。而萃升书院讲堂的开办,无疑会给辽学的整理和研究提供有力的佐助。从历史上看,书院一直是中国学术思想演变的重要“孵化器”。那些知名的书院,往往是文化学术创新的“大本营”。如朱汉民先生所言:“‘南宋四大书院’,其实就是文化复兴、理学学术的四个大本营。岳麓书院是张栻湖湘学大本营,白鹿洞书院是朱熹学派大本营,丽泽书院是吕祖谦学派大本营,象山书院则是陆九渊心学的大本营。”“宋代是理学大盛,明代是心学大盛,清代是考据学大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形态的新兴学术思潮,均与书院有关。”据此,我们可以预料,办好萃升书院讲堂,复兴萃升书院,对于总结、挖掘具有“辽学”特质的学术思想,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并很有学术吸引力的事情。 意义之三,开办萃升书院讲堂,对整合辽海文化资源,逐步复兴辽宁传统书院,将具有现实导向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文化复兴,书院建设蓬勃发展。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以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为代表的古老书院的复兴和以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为代表的新书院崛起,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重要思想,对新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传统书院在当代中国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更好地发挥功能作用指明了方向。辽宁历史上就是“书院文化”浓厚之地。萃升书院、襄平书院、银冈书院都曾名噪一时。而且辽宁历来就不乏优秀的文化学人,“压倒三江王尔烈”,“关东才子李龙石”,一代文豪曹雪芹声震华夏。就当代而言,著名文化学者彭定安、王向峰、王充闾、李仲元、郭大顺、王绵厚、赵毅等,他们的学术造诣和理论建树及艺术修养,不仅在辽宁和东北,而且在全国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如何利用萃升书院讲堂这个平台,充分展示他们的学养和识见,并带动更多的中青年俊彦,共同致力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并以此来带动社会力量,形成以政府为主导,有社会团体、企业、公益性组织、企业家个人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共同努力把萃升书院讲堂建设成地方的精神家园。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适时重建传统书院,这将是萃升书院讲堂所承担的一项具有导向意义的责任。
王蒙先生曾感慨地说过:“终于在今天,我们获得了重提文化自信、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转化与发展的空前历史机遇。”只要我们防止“将传统文化的弘扬形式化、皮毛化、消费化、口号化、表演化、煽情化、卖点化、圈地化、抢滩化的苗头。”像省政协文史馆举办“萃升书院讲堂”那样,以抓铁留痕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就一定能在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作出应有的贡献。萃升书院又重光将是这一代人的使命! (编辑:红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