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晚清西学书目编撰的文化企图 西学进入中国，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要不断应对和解决“怎样传入”“谁来传入”“如何接引”等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复杂的过程。正是这一系列“理论旅行”的环节，决定了西学在中国传播的面貌。 在晚清接引西学的诸多渠道中，西学书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环节。中国素有目录学之传统，从来之学问家，皆以书目为学问之门径、书海之舟揖。而书目的编撰，从来不是简单的书籍目录的汇编与分类，而是深刻包含了编撰者的文化企图，是一次实质性的“知识再创造”。在书目指引下进入的“阅读世界”，固然给予士子知识的滋养，也在无形中打造士人的文化观念和思维习惯。 一 晚清光宣间，因应朝廷对西学人才的需求以及社会变革思潮的兴起，西学书籍大量涌入，“公哲士夫知改造社会与输通文明之二大要素，非吸取各国新思想不为功，于是縻费脑力，扩张译界”(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录》)。“多财善贾之流”也看准这一图书市场，“翻刻书籍以立新名，编纂陈简以树诡号”，“割裂书名，改名牟利”，以致劣质西书也充斥书肆。忧虑于学者“骤涉诸书，不揭门径，不别先后，不审缓急，不派源流”，甚至因见识未广，“得鱼目以为骊珠”，指导士人读书、提升士人读书质量的西学书目应运而生。 据熊月之考证，晚清西学书目“不下十种”。其中较为重要者有傅兰雅的《译书事略》，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徐维则的《增版东西学书录》，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通雅斋同人的《新学书目提要》，赵惟熙的《西学书目答问》，沈桐生的《东西学录提要总叙》，黄庆澄的《中西普通书目表》等。这些书目，“网罗译著，博之约之，抉之择之，类存之，综述之”，“析其要旨”，述其大要，品评“书中之精美”“书中之舛讹”，对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晚清书目的编撰，必然蕴含了书目编撰者的价值取向，进而影响到西学在晚清中国的传播路径和方向。 二 图书分类，亦即所谓“部次条别”，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一大任务。“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学人可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用现代知识分类的理论来表述，图书分类有助于提升知识的质量，有助于知识的秩序化管理，有助于知识的选择与传递，有助于满足社会对知识的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与结构化等项要求。但是，在中国古代，书籍的分类，首先是一种价值的分类。《七略》将儒家经典及其传、注、解说之著作，置于群书之首;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将“经部”典籍置于首位，毋庸置疑地昭示了经学在那一时代的知识世界中据有无可动摇的至高地位。 晚清西学书目继承中国古代目录学传统，亦对西书加以“区别布勒”，而在西书分类背后，隐藏的是他们对西学的认知。 在中国，最初以“西学”概念来指称西方学术文化，并对西学进行门类介绍的不是中国学者，而是耶稣会传教士。晚明天启年间，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与高一志分别撰写了《西学凡》与《西学》，向中国知识界介绍欧洲大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对于这些学科，高一志与艾儒略总称为“西学”。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已开始接触西学。洋务运动时期，西学大量输入。其时，朝野对西学最深刻的印象是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冯桂芬所说的“采西学”，奕等总理衙门大臣所说的“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皆以这些知识为西学的基本内容。 随着西学传播的深入，中国知识精英对西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郭嵩焘、郑观应以中国传统的本末观来分析西学，认为西学内部有本末、体用之分，“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其体在“育才于书院，议政于议院”，其用在“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郑观应《南游日记》)，由此延伸的对西学的认识，开始上升为政、艺两个层次的划分。对于何为政、何为艺，张之洞于《劝学篇》有较为明确的解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他的政、艺之说，大体代表了时人对西方学术文化的更为全面的认识。《新学书目提要跋》言：“同、光之始，吾中国之吮欧学者艺学而已，至甲午而政学新硎发。”阐述的正是这一历史过程。 晚清所译西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但是，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赵惟熙的《西学书目答问》却不约而同“于教类之书不录”。《西学书目表》分西学、西政、杂类3大类。《西学书目答问》“以政学、艺学分上下篇”。两人弃教而独取政艺，一方面可见其超越知识分类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亦可见其时知识精英关怀之所在，可见西教之传入在知识界中已地位式微。 三 大体而言，晚清西学书目中的价值引导和社会政治思想体现于如下三个方面： 保种保国谋富强 保种保国谋富强是晚清中国面临严重生存危机的最强烈社会情绪。晚清西学书目亦处处透出这一价值取向。如《增版东西学书录》在谈到晚清翻译西书之薄弱环节时指出：“惟矿学、医学两种甚乏新译，富国强种均当务之急，有心人盍起图之。”介绍李提摩太的《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时，评论说：该书“以"富于养民，强于教民"二语为本书宗旨……与他教士取义不同，虽简略未可厚非”。介绍《泰西新史揽要》时，称此书“于近百年来各国变法自强之迹堪称翔实，为西史佳本”。介绍《希腊志略》时，评论说：“今日欧洲以民立政、以学强国之渊源，可资以考证。” 《新学书目提要》介绍《泰西教育史》，以为书中所云“智力研求一以实利实益为主”，“则强种强国必由之方矣”。《西学书目答问》介绍西学各门时，对其作用于西方富强的功用特别加以强调，如谓“辩学”(哲学)“原无与于政治，然西国之富强恒由之”，计学为“欧洲富强之基”。如此等等。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