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方铭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已由长春出版社出版。全书包括先秦秦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辽宋夏金元卷以及明清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者任分卷主编。该书旗帜鲜明地标明“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的学术立场，意图在中国文学史书写及教学中，清理20世纪因过度使用西方及苏联的理论而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苏联化”现象，克服中国文学史编写中实际存在的去“中国化”的倾向，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现将方铭教授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以及几位学者的评论摘要发表，以飨读者。 一 现知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俄罗斯人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后来，德国人、英国人也撰有中国文学史。而与中国文化联系密切的日本学者，在接受了西方学者的文学史观以后，更是对撰写中国文学史投入了巨大的热情。1900年以前，日本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就有十余种。1904年，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京师大学堂仿照西洋新学所设置，而中国文学史的学科设置理念，以及教程的撰写，也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学习和借鉴西洋及受西洋影响的日本学者的观点。从此，西洋的文学观念深深地渗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之中。 1954—1955年，为了普及西洋文学观念，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了由苏联文学理论家毕达科夫主持的“文艺学引论”课程培训，又称“毕达科夫班”。这个培训班集结了当时国内许多著名大学的古代文学专家。此后，随着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制定，以及中国文学史统编教材的强力推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声音完全被“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所取代。而中国古代文学中呈现的西方中心主义，主要表现为“苏联化”。“西方中心主义”的标志是以诗歌、小说、戏剧为基本文学形态，以形象性、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维为文学的基本创作特征;“苏联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阶级性、典型化，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许多中国传统文人所创作的中国固有的文学形式，因为不符合文学“三分法”，往往只能算作是有“文学因素”。 二 毫无疑问，在中国传播西洋文学观念，对于中国人了解西洋文学观念，以及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建立密切交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国古代文学历来以经学为典范，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以简洁典雅的文字，表现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记叙现实中发生的人与事，以期引导社会向善。中国古代文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在20世纪之前一直按照自己的运行方式，为中国的读者提供着文学消费，承担着作者和读者所认同的社会责任。如果局限在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概念的中国文学史撰写视角，就很难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写作状态和文学发展的全景，中国文学的研究就会走上歧路。 20世纪以来，许多研究文学的人都认为文学学科是一个外来概念，因此，常常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学”不是科学的概念。所以，他们努力建设中国的文学史体系的时候，往往以西方19世纪的文学概念为线索，然后重构中国古代文学史。而实际上，现代汉语中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文学”，不是一个外来词汇，而是中国固有的学科，其最初历史，可以上推至春秋时代。春秋时孔子开办私学，设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论语·先进》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子游、子夏明习《诗》《书》《易》《礼》《乐》《春秋》等，故被称为文学，吴林伯先生《论语发微》要言不烦，曰：“按文，六艺;文学，六艺之学，后世所谓经学。”就六经的文体而言，《诗经》在诗的框架中，有国风、小雅、大雅、颂诸类;《尚书》有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内容则涵盖典章制度、治国方略、君臣言谈、各种文告等;《周易》的文体形式可以归结为诗、文两类;《礼》属于典章制度之文，《乐》无存，《春秋》则属于叙事之文。 毫无疑问，如果说今天所谓经学，或者《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就是文学的全部，显然是荒谬的，但是，如果说《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不是文学，那同样也是荒谬的。 自秦汉以后，虽然中国文学的范围在不断变化，新的文体不断出现，但皆发源于六经。南朝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涉及到的文体包括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对问、七、连珠、谐、讔、史、传、诸子、论、说、诏、策、誓、诰、戒、敕、教、命、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谠言、封事、便宜、议、对、书、记、笺、谱、簿、录、方、术、占、试、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七十余种;和刘勰同时的萧统《昭明文选》则列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文体近四十类。这些文体，都是当时的文学之士所从事的写作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被作为当时的文学来看待的。当时的文学之士如果就其中的某些文体创作出了衔华佩实的经典文本，毫无例外都会赢得文名，被社会所推崇。 三 文学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范畴。在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时，不能用今天的文学概念去解构历史上存在过的文学概念，也不能用非中国的文学概念来解构中国的文学概念。同样，用历史上存在过的文学概念规定现在或以后将要出现的文学，用中国的文学概念规定其他民族的文学概念，从而结论文学与非文学，也是非常危险的。回过头再来看19世纪的西方文学观念，其实也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既包括想象丰富的虚构文学，如诗、小说、戏剧，也应包括杂文、传记等运用了修辞手段而具有美感形式的文字。英国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一书中指出，17世纪的英国文学包括莎士比亚、韦伯斯特、马韦尔和弥尔顿;但它也延伸到弗朗西斯·培根的论文，约翰·多恩的布道文章，班扬的宗教自传，以及托马斯·布朗爵士所写的一切。必要时甚至可以认为它包括霍布斯的《绝对权力》或克拉瑞顿的《反抗的历史》。法国17世纪文学不仅包括高乃依和拉辛，还包括拉罗什富科的箴言，博叙埃的悼词，布瓦洛关于诗的论文，塞维尼夫人致女儿的信，以及笛卡尔和帕斯卡的哲学。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