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题目其实是不应该做的，尤其是不应该像我这种人来做。这不是本人故作谦虚。中国有个著名画家、作家陈丹青，了不得，不仅画画得好，文章写得好，而且那个思想见识更是不得了。你哪怕只读过他一篇演讲《我为什么不是读书人》，就不敢做上面这种题目。

　　或问：既如此，你为什么又还要来做呢?这是因为本人发现中国好在只有一个陈丹青，更多的人，都喜欢说自己是一个读书人，而且不仅喜欢说自己是读书人，还常常好为人师，说哪本哪本书好得不得了，你一定要读一读才好。如此这般，自己做一个“随大流”好了。在有些社会有些时代是认不得真的。再说，之所以要做这样一则文字，多少也还有点缘由。

　　话说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书单”，从新闻报道来看，是现任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讲话中“不经意间”提到后，被个别“有心人”收集整理出来。我数了数，有27种之多，几乎全是文学作品，而且绝多是小说。

　　看了书单，惭愧得很，这27种，本人翻看过的极少，因为自己不怎么喜欢读小说。特别是当我看到京城一家叫什么时报的媒体，在他们报纸的“读书”栏目还为此写了一篇报道，题目的意思是“国家领导人念叨的书，你看过多少”，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真不知这家报纸为啥要取这样一个题目?难道一个中国人一定要读这27种书吗?

　　人们常形容我们这个星球上出版物“汗牛充栋”，即使是经典读物也是“车载斗量”，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好书多的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读现任国家领导人“念叨的书”呢?没有读过，哪怕一本也没有读过不行吗?

　　我们知道，自邓小平时代后，中国取消了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度，一位国家领导人好像最多只能干两届。照这样算起来，如果每个国家领导人在位时，都不经意地把他过去读过的书讲出来，然后被好事者收集整理，再开出书单，中国人是不是也就从此不用再考虑自己读什么书，而是完全可以照着一届又一届国家领导人“念叨的书”买回去就行了?

　　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也绝不会支持这么做。

　　人的兴趣千差万别。一个人，除了在校学习期间以及工作业务关系，读一些必读的书外，再读书，就多是读自己喜欢读的，不喜欢的，就算天王老子“念叨的书”，也还是不喜欢。这是没有办法强求的事。说到这里，倒是想起几十年前，大陆作为“内部出版物”出版过一本英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毛姆那只有几十页的小册子，书名叫《书与你》。毛姆在小册子中告诉人们，任何一本书，即使全世界的读者都说它好，你觉得读不下去，仍可放下。我猜想，京城那家报纸写那篇报道的人估计没读过毛姆的《书与你》，也不懂这个道理，否则就不会有那篇报道，起码不会取那样一个题目。

　　事实上，像我们这样一个奴性很重喜欢驯服的民族，特别是对当下中国人而言，且不说国家领导人“念叨的书”国民是否就一定应该去读，起码要明白，比这个书单中一些书目更应该读的书多的是。比如，像2012年冬王岐山开出的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不仅中国普通人应该读，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更应该读。除此之外，好书太多了，容本人随手再举出几本书名：像同一个作者的《论美国的民主》，还有英国十七世纪下半页就出版的洛克的《政府论》、十九世纪中期出版的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及1960年出版的哈耶克最重要一本著作《自由宪章》，还有十八世纪法国最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两本，一本《社会契约论》，一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现有了新译本，书名为《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译者李平沤)，这些，在本人看来，都是中国人还应该读或者说更应该读的书。

　　如果说国家领导人所读过的那些文学书籍，国民读上一些也没什么害处的话，那么，中国人若是能读一读本人上面提到的这几本，估计收获会更大，感觉更有意义。据说，当年，哈耶克有意将他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杰出的政治著作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要这么做，在哈耶克看来，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因反资本主义而诞生，因而最后也就演变成了“一出集体主义的悲剧”。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这出悲剧在这个地球上某些国家仍然没有落幕。试想，后来的“社会主义者”若能认真读一读《通往奴役之路》，认清某种主义的本质，是否能翻然悔悟也说不定。

　　现在，有些中国人感性大于理性，激情多于智慧，甚至一直认为我们可以“摸索”出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而又不同于西方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始终认识不到正像哈耶克所讲，若是没有一个对社会物质“正义”、国民“更幸福”的乌托邦幻想，根本无法设想他们坚持的主义对人们还会有什么吸引力。特别是在哈耶克看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制度，并不在于它在人类幸福上有着与市场制度截然相反的抱负，而是它在达到同样的目标上采用了不同手段。这种因为对人类理性和知识能力的误解而迷信理性的态度(参见《理性主义的类型》和《知识的僭妄》)，不仅与个人自由不相容，而且与合理的生活秩序、社会繁荣甚至文明的发展逻辑都是背道而驰的——假如取消了市场，也就不存在价格;假如没有了价格，就没有协调社会分工合作的有效手段，从而也不存在采取合理行为的途径，故自由增进人类进步和繁荣的价值也都无从谈起。”(参见冯克利译《哈耶克文选·译者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难怪出版过《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日裔美籍教授福山，今年六月在其《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一文中这样说道：“如果要我猜测一下，五十年后，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国，还是中国在政治上更像美国和欧洲，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有很多理由表明，中国模式是难以持续的。”

　　我想，一个中国人，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一个学者抑或普通百姓，如果仅限于阅读小说诗歌类的文学书籍，哪怕多达27种，也很难有福山这种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