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和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教授26日在香港指出，自最近一次世纪之交前后开始，中华文化正在进行第三次巨大转向，主要表现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形成了巨大的思潮，而且势头越来越大。

　　中国文化院、香港浸会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华国学论坛”当天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许嘉璐在论坛上发表“全球语境中的中华文化”主旨演讲时作上述表示。

　　他介绍说，暂且不论由殷商进入周代文化在此定型和后来儒释道自身转折和新生的叙事，中华文化的巨大转向，第一次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否定，结果是思想的大解放，带来了社会、政治的大转型，帝制结束，开启了对共和、独立的艰难探索里程，也给后来留下文化领域的许多负面后果。

　　祖国内地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文化的又一次转向。这次几乎与经济全球化同步，在经济以令世界瞠目的速度发展的同时，中国文化也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节拍跳起舞来，但社会差距拉大、环境迅速恶化、人生价值扭曲、社会伦理缺失、奢靡贪婪成性同时而至。

　　世界已经历过的几次文化转向，则包括从希伯来宗教和希腊-罗马哲学结合，开启西方的中世纪;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结束人们所说的黑暗时代，迎来“理性”追求真理的工业化的“现代”;现在进入经济全球化、技术信息化、社会碎片化、价值物质化的“后现代”。在这当中，中国和几乎所有的新兴国家一样，越过欧洲14世纪之后那段艰苦的探索、思考、论证过程，一下子跨进“现代”的最后一班车，接着，工业化尚未完成，就糊里糊涂地被挟裹着进入了“后现代”。

　　许嘉璐说，在祖国内地经历中华文化第一次转向时，香港已基本接纳了欧洲文化，从此无意中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窗口和中欧文化对话、相融的试验场。换言之，香港在被殖民式统治的条件下早于内地实现了“现代化”，具备了“现代性”。

　　他总结称，整个中国包括香港，祖祖辈辈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都在经受着“现代性”、“不完美性”的毁损，人类的、地球的危机在内地和香港的头顶上徘徊着。“我们就应该一起”回收“历代贤哲的教诲，挽救社会，挽救民族。同时，还要一起和世界各国的智者加强沟通，为建构人类的共同伦理并使之在公众中传播、影响政府决策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