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民乐一流演奏家的大本营，中央民族乐团这些年不得不在一种困惑中接受这个时代的绞痛。代表民族文化精神的民乐，反倒不像西方音乐那样在舞台上有底气，在观众中有人缘。似乎不少中国人憋着气要跟自己的祖宗的东西切割，沾染民乐仿佛就意味着保守和土气。不管我们可以找到多少理由对这种风潮进行批评甚至表达不屑，作为一个演出团体，作为国家级的民族音乐的继承和传播平台，中央民族乐团都应该去做点什么，不是一般地去做一些努力，而是要站在整个时代发展和民族艺术传承创新的高度，来思考和探索民族音乐的命运和可能，其艺术特质、表现技巧、思想内容、呈现手段等等。这种思考往往是痛苦的反思，这种探索往往是需要胆略和风险意识的坚毅的前行。 在《国乐.印象》这台音乐晚会中——我们姑且仍用这样一种容易带来诸多冗余信息的提法——我们看到中央民族乐团的一个强大的集体意志和情感的艺术表现，这是一次从理念到创作到表演都具有颠覆性的艺术实践，这是信息化时代、多媒体时代一次解放民族音乐精神的意气风发的远征。 在这次远征队伍的前方，我们惊喜地发现了王潮歌的身影。王潮歌代表了这个多媒体时代的非凡的想象力。尽管她充满文学细胞的大脑对技术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她还是幸运地遇上了一个技术足够发达，技术的加工体制足够娴熟的时代，因此她的梦幻可以顺利地一步步变成让人迷醉的现实。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特行独立的，靠着自己的才华和激情打拼的女人，不仅成为统领男男女女表演者队伍的“女王”，也是技术的征服者和引领者，技术在她的手掌里，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具有了奔突的情感和瑰丽的想象。所以，她是把水点燃成火焰的人，与火焰同在，她的心目中越来越树立起一种类似瓷器的光滑明亮而完美的存在，面对任何对象，她都能想到一场坚韧的修正和烧制，有一点点瑕疵，她随时准备摔碎。携裹这种火焰，她感到文字是一种局限，舞台才是有生命的，舞台是一种局限，自然天地才是释放的。如今，当她因为机缘巧会，准备重新在镜框式的舞台上展示民族音乐——这一个已经让观众惋惜，让艺术家尴尬的存在——的时候，她必须找到力量爆发的基点和通道，否则她会像一个政治家一样抒发艺术家的情感道：“不自由，毋宁死”。王潮歌不可能，也没有义务让每一个艺术种类都经历一种凤凰涅槃似的复活，但是一旦她充满攫取的眼光盯住一个对象，即使一块钱的报酬，也值得她为之抉心呕肝。 “民族音乐”，这个“民族”最早是要在强劲的西方音乐大潮下，表达一种执拗的自信，甚至这种“民族”，可以带上强烈的政治情绪，被置换为“国”，就像“国学”、“国语”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将之视为艺术珍宝的这种音乐，如果仍然像博物馆的珍藏一样，活在我们对往昔的怀念中，他们便不会有生命。“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中央民族乐团为了养活这些乐手要费尽心思，我觉得丢脸”，作为号称五千年文明哺育的子孙，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精英，王潮歌的这种耻感应该属于更多人。关键在于，并不是祖宗的东西出了毛病，而是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出了毛病。先祖们为他们所在的时代创造了极限的艺术体验、生活体验，他们是伟大的，我们呢?就音乐而言，我们一定迷了路。 音乐是什么?“音乐”这个名称诞生不过百年。从源头上讲，音乐在更长的伴随人类发展的历程中，是融合在生命和生活中的。从夏商周算起直到“五四运动”前，我们的音乐是活在人们的生命中的，下到老百姓的婚丧嫁娶，上到士大夫和王公大臣的酬和交游、庙堂庆典，音乐是深入骨髓的生命的一部分，自然而然，随性随心。先祖们用各种皮革、木材、金属，做成各种形状和腔体的物什，把抒情性和意志力，加以扩大化、细密化、多样化，他们显示了生命及其创造力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他们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同情和抚慰加以典型化，让生命和生命的联系变得更加亲密而神圣，让生活变得更加充实而美好。 “天朝上国”的迷醉，并不是没有客观原因的。但是一旦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远超过我们的生活形态和社会形态，我们的惊悸和自卑便与日俱增，在这种心态下，一种愈来愈扩大的自我否定就像潮水一样鲸吞一切，包括我们不久前还奉若神力的音乐。然而，我们虔诚地，几乎有些不顾羞辱地接过来的是什么呢?是用大理石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演出场地，是镜框一样方方正正的舞台，是对技术的超乎寻常的崇拜，是对欣赏器官的近乎彻底的切割。那些观众们，收入微薄的普通百姓，有些是曾经创造了我们音乐传统的工匠们的后代，可能被大量隔离在在门外。在镜框舞台上，我们的注意力被导演们想方设法引导到音响上——即使没有音响，眼睛在这里也近乎多余——你只需要倾听那些纯而又纯的技巧。我们的演奏家，不会努力关注自身的体态、表情了，肌体被禁锢起来，也有可能是被一种说教——专注声音——禁锢起来。舞台上的人很多时候显得多余，你想想，连乐队指挥也都背对着大家，而乐池里的演奏员好不了多少，他们都恨不得消失在乐器中。数十年间，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这些存在，可能是不合理的，这种深受西方精英主义支配的音乐表演体制和模式，的确让好动的西方人显得优雅和从容起来，但是对于本来就偏静的东方艺术和东方人来说可能就意味着了无生气的萎缩和死寂。 因此，王潮歌和中央民族乐团的艺术家们一拍即合：关键是要活起来，音乐是生命的活动，音乐的力量必须从展示和激发生命的力量开始。首先是这些乐器，这些精心从大自然中挑选出来的，雕琢出来，作为我们从我们肢体延伸出去的情感和想象力的通道，必须面朝生命打开，那些曾经美化了我们先祖的壁画中的80多件敦煌古乐器，就是八十多种心灵的色彩和姿势，也一样可以在我们的肉体上重新开放。让人们亲近地看到这些乐器，就像看到自己躯体的一部分，纤纤的手臂，玲珑的脚腿，怦然跳动的心脏。不要把音乐羞怯地、自恋地藏在厚厚的大理石后面，让他们走出来，让他们在生活的时空中飘荡起来，和这些久旱的、孤独的、游荡的灵魂相互寻找，相互碰撞，相互拥抱。当人们满怀敬意地坐下，我们拉开大幕就与人们的心灵世界坦然相对。 然后，把那些蜷缩在舞台上的，背对着观众的，以朴素的名义遮掩乏味的那些僵硬、呆板、傲慢、冷血，一股脑儿爆破，让那些指挥者、演奏员失血的面孔红润起来，让他们张开嘴巴大声说话，让他们的话语和音乐一起滚动生命的波涛，让那些古老的乐器，因为嫉妒生命的芳华和趣味而蠢蠢欲动，让那些光、那些颜色、那些大自然的多姿多彩的属性为生命的美好而摇动和变幻。让那些技术、那些乐器、那些手段消失在生命的激流中、旋律中，让所有的心灵在始终同一的旋律中湿润和柔软起来，恢弘和浩大起来。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