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振声 (约摄于一九三○年代) “五四”运动后，很多爱国学生被捕，他们大多经蔡元培等联名担保最终被释，但很少有人知道，其中有一位叫杨振声的同学，却在几天后再度被捕。 杨振声何许人也？他为何两度被捕？近年史学家经过深入挖掘，对他有了基本认识，本文作者采访了他的后人或知情者，翻阅杨振声早年有关“五四”的回忆文章及其儿子杨起晚年的手稿等，挖掘史料碎片，尽可能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细节，找回一个个重大历史的生动场景、一个个鲜活的“五四”闯将…… 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就读于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杨振声思想开明，政治进步，热爱祖国，同情革命，曾登上饭桌高喊“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口号，号召同学们反对北洋军阀签订卖国条约。 5月3日晚7时，许德珩、杨振声等不约而同地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举行了约1000人的各校代表集会，发表演说。 找曹汝霖算账 5月4日下午2时，同学们走上街头，向帝国主义者游行示威，散发传单，高呼“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21条”等口号，并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卖国贼。 下午2时30分许，杨振声等从天安门出发，直奔东交民巷使馆区，遭到大批军警阻拦，经反复交涉未果，气氛十分紧张。这时，队伍中不知是谁喊道：“去找曹汝霖算账去！”他们旋即北转，向曹宅所在的赵家楼进发。 曹宅大门紧闭，义愤填膺的学生砸了半天门未砸开。这时，杨振声、匡互生、陈宏勋、牟振飞等搭人梯从围墙上翻入，杨振声和匡互生、陈宏勋最先冲进曹宅。打开门后，学生们如同打开闸门的潮水般涌入院内，点燃曹宅。部分同学还痛打了章宗祥。 曹宅火起、章宗祥被打之后，一贯认为闹不出大事来的当局意识到事态开始向失控的方向发展，开始大肆逮捕学生。杨振声、许德珩等少数想维持秩序的学生被捕。杨振声曾回忆说：“当时还是无经验，若大家整队而入，整队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 蔡元培等联名保释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显示，警察在曹宅附近逮捕了几个学生，沿街又逮捕了一些学生。最终有杨振声等32名学生被逮捕，押到警察厅去。其中北京大学20名学生。匡互生闻讯，认为首先打进曹宅和点火的都是他，要去自首，换出32人，经同学力劝而止。 杨振声等被拘捕的学生被军警用粗绳反缚双手，路上如不服的话，军警就用枪柄、短棍或手掌狠打。杨振声等被逮捕到警察厅，立即遭到审讯。在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里，可以看到杨振声等32名学生向警察厅提交的“供词”。在“供词”中学生们表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到了危险的境地，而曹汝霖竟然对日交涉非常让步。“我等恐当亡国奴，是以忿气发生。” 杨振声等经过审问、登记，被关进监狱，在狱中被严加监视，不许交谈、不许走动、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受到虐待和凌辱。 第二天，北京全市学生进行总罢课，各地纷纷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中国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联名保释被捕学生。各校的全体教职员向教育部表示，如不释放被捕学生，将一律罢职。除教育界外，其他各界纷纷电请释放被捕学生。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下，5月7日，杨振声等获释出狱。蔡元培率一批师生亲往红楼北面的广场迎接获救的学生，杨振声等看到尊敬的蔡校长和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同学们，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曹汝霖起诉 这时，北洋政府内阁大员们对北京大学和蔡元培十分不满。段祺瑞指使安福系阁员提出要整顿学风，他们首先就是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派胡仁源代北大校长。而曹汝霖以学生烧了他的房子，打了他们，向为首的学生起诉，要求赔偿损失。 为此，曾经被蔡元培保释出来的被捕学生马上遭到了审讯。5月10日，京师检察厅将杨振声等32名学生传唤到庭进行正式审讯。13日，北京16所高等专门以上学校的5000多名学生到京师地方检察厅自行投案。 学生们在陈诉自行检举书中写道：“窃学生等本不应干预政治，近以山东青岛问题祸迫眉睫，义愤所激不能自已，致有五月四日之事。学生等诚无状，理合依法自行投案，静候处分。” 5月14日，许德珩、杨振声等32名学生呈送京师地方检察厅声明，他们在声明中提出：“曹、章等卖国罪不容诛，凡有血气罔不切齿。五月四日之事，乃为数千学生万余市民之爱国天良所激发，论原因不得谓之犯罪……检举曹、章等卖国各款按照刑律一百零八条、一百零九条之罪，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始足以服人心。乃曹、章等卖国之罪，畏不检举，而偏出传票传讯学生，不平者一。学生等三十二人并无一人系当场捕获者，既非当场捕获，亦不过数千人中分子之一耳。钧厅传讯加以‘嫌疑’二字，果有嫌疑耶，亦应与数千人同时讯问，何得单传生等，不平者二。公民团捣毁议会，殴打议员，被逮者百余人，释放之后，未闻依法办理。五月四日之事，痛外交之失败，忿卖国之奸人，悲愤所激不能自已，非公民团所可比拟，而钧厅公然传讯，不平者三……特提出声明：如钧厅认为有再讯之必要，嗣后不论其为传票，为拘票，请合传十六校学生，德珩等亦当尾同到厅静候讯问，决不能单独再受非法之提传也。” 再次被捕 5月22日，杨振声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与徐骥等代表(共4人)一起去向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留的《五七周刊》。 原来，“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便于继续奋斗，出版了《五七周刊》这份小报(取名“五七”，一是纪念5月7日被捕学生的释放，二来“五七”是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的国耻日)。学生在街头讲演时，用来分送路人。当时，杨振声与许德珩、周炳琳等组织编辑、发行工作。但刚出4期，就被警察扣留了。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