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就再也没有写出过经典作品，在前不久的中澳文学论坛，莫言将这种现象戏称为“诺奖”的“死亡之吻”。莫言自己有否受到“死亡之吻”影响？昨日，这一话题再度被人提及。

 

    莫言并未正面回答问题，但他的分析话里有音：“有的作家得奖时已经80多岁，已经停止了写作或者创作，获奖对于他的创作确实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正当盛年，40多岁、50多岁这样的一些作家，获奖之后应接不暇的社会活动、各种各样的议论，会让他的心态发生变化，也会使他固有的生活习惯受到影响，因此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他今后的创作，尤其影响他创作的质量。”

 

    “我想，影响一个作家创作质量的实际上并不是来自外部的邀请、采访、围追堵截等等，更重要的是巨大荣誉会让作家的心态发生变化。一个是我得奖就是最好的作家了，我得了奖就不是一般人了，有这样的心态对创作是一个致命的伤害。既然想到不是一般人了，你写作还怎么样写？另外还有压力，就是感觉到那么多人期待我的新作，我一定不能比以前写得差，写的时候特别用力、放不开，生怕这一句话写不好人家会批评，生怕这个细节写不好又会受到别人的质疑。有这么多心理的障碍，有这么多沉重的精神压力，很难让一个作家固有或者原有的艺术水平得到发挥。在剖析“诺奖”得主内心戏份的时候，莫言表情平静。

 

    “管笑笑并不是我的经纪人”

 

    微博宣布版权事宜交由管笑笑打理、电视剧《红高粱》的编剧由管笑笑担任、“莫言文学村”的发起人之一是管笑笑……获得“诺奖”之后，莫言女儿管笑笑也以“经纪人”的身份被推到了前台。然而，昨日莫言公开宣称：“笑笑并不是我的经纪人，让她帮我处理日常的事务，她扮演助手角色。”

 

    面对“中国作家是否需要经纪人”的问题，莫言认为“这其实没有统一的标准”。他对西方的作家经纪人制度似乎并不感冒：“经纪人盯着市场研究读者，他会给作家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这个写法读者喜欢或者不喜欢。所以经纪人某种意义上可以干预作家创作。”

 

    “中国作家需要不需要经纪人？我觉得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而定。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大部分还是不懂外语，如果自己跟出版社打交道会有很大的障碍，所以有经纪人还是方便一点”。作为海外出版图书的成功案例，莫言认为中国作家海外出书，找到一个好的经纪人是条捷径。

 

    谈到在国内出版图书是否需要经纪人，莫言则幽默地算起“成本账”：“如果一个作家作品很多，一年写十几本书，由经纪人帮助他讨价还价，这个是好事；如果一个作家三五年写出一本书，养一个经纪人就比较麻烦，书卖得好还可以，如果卖不好，稿费还不够支付经纪人的工资。”

 

    “文学就像头发，人死后多少年挖出来，只有头发还在”

 

    在诺贝尔奖的晚宴上，莫言曾说“与科学相比，文学没有什么用处，但也许文学最大的用处就是它没有用处”。这段话后来被广为传播，莫言昨日却透露，这是自己忘记带演讲稿后，临场发挥的一句话。

 

    “文学它就是润物细无声，它就是潜移默化对于人的灵魂和精神的影响。我在瑞典说这个话，并不是贬低文学，恰好是抬高文学的精神性，抬高文学对于一个人和民族、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力。”

 

    爱说俏皮话的莫言还没忘记打个比喻：“文学与人的关系，就像头发与人的关系，如果满头黑发当然很好，如果像我这样头发很少，也活得很好。如果有很多小说、很多诗歌、很多作家和诗人，当然很好，但是这些东西少一点，大家也能活下去。但一个人死亡以后，埋在地下，过了多少年被人挖出来，你会发现他的一切都化为泥土，只有头发还存在。社会上很多东西都发生变化，不再存在，但是文学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