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五年前，一部《尘埃落定》将阿来的名字印在经典行列之中，这部被时任策划人张福海誉为“神品”的作品，在十五年后的今天仍旧大放异彩。在该书出版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出版方透露，《尘埃落定》是一部已经发行超过百余万册的图书，同时，它创下了单本图书海内外版权量最多的一本图书，获得了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国内外数个大奖。 策划人张福海透露，阿来的《尘埃落定》在此前已递过数家出版社，但均被拒。 谈及听闻《尘埃落定》，张福海表示：有一天在楼道里，责编看见我，跟我说，福海，有一本好书，你能不能看一看。我说为什么要看？她说社里说了半天才印1万，但我确实觉得这个书很好。我说你跟这个作家非常熟？她说真的这个作家非常好，这个书转了几家，我觉得非常好。 当时，出版社已经答应将《尘埃落定》的首印扩为一万册，而在当时，文学类图书的一般起印数量仅为五千册，好一些的书也不过八千册，所以将《尘埃落定》的首印扩为一万册，已经相当不易。张福海说，当晚，他首次阅读了《尘埃落定》，一直到凌晨四点，将这本书看完。 “坦白说，看得我泪流满面，一夜的阅读让我觉得，这么多年才读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当然，它并不是唯一的。但这种阅读心态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一个特别期望值的情况下，突然遇到这么好的东西，不得不令人热血沸腾。” 第二天，张福海找到了社长，他坦言，这本书印一万册实在是太少了，按照他的想法，应该印五万册。“当年我们有一个案例：《古船》下了相当大的决心印了五万册，结果当时才卖掉八千册。”有了前车之鉴，社长自然对五万册的说法表示质疑，他认为即便是再好的书，印五万册也可能赔钱。他问张福海“赔了怎么办？”张福海说，“赔了扣我奖金吧！”社长说，“你奖金才几个钱？”于是张福海说，“那就扣工资吧！”“实际上也就是表表决心，但社长最终答应了。”张福海说，五万这个数字让人相当兴奋，但压力也相当大。结果当年，尘埃落定销售二十万册，远超过五万这个数字。 谈及当年《尘埃落定》的出版，《当代》副主编周昌义坦言：“我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伤痕文学刚过去，到了寻根文学、反思文学的时候，地摊文学也悄然兴起来。当时大多数作家创作的时候都有一种忧虑，担心自己的作品能否被大众所接受，作为图书编辑，在这方面就更担心了。”“当时如果有性描写，作品更容易受到读者欢迎。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在当年畅销就有着这方面的原因，作品中的性描写容易引起读者的好奇，相反《尘埃落定》从写作到推广、到出版，整个出版界、评论界有意识要去打造一个‘贞节牌坊’似的作品，读过《尘埃落定》的编辑都认可它好，但都担心它没有读者市场，结果打造成功了。”周昌义说。 辽沈晚报记者顾珍妮 记者新浪微博MS-Jane，有新闻线索@我哦！ 练五笔字型“顺手”写出《尘埃落定》 时间过去好久了，我经常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作家这个词，也不知道文学。 在山上放羊的时候，路边一个小亭子有一些报纸，是《沙家浜》的剧，我在那看，大概就是这样开始接触到文学。 我自己做文学，更重要的是自我教育、自我提升。我上正规的学校很少，因为害怕考试是其中原因之一，后来我想换一种方式，自学，而且阅读是很好的学习，写作也是很好的学习。 当然对于写作，我自己有些时候对于成不成功，有点心不在焉，但我每写一本书，更看重的是这本书有没有帮助我认识这个世界，我的知识面有没有因为这本书的写作得到进一步的开拓。 一方面我很认真的写字，这样一种奇妙的文字，每个东西放在那，方方正正，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就组合成不同的意思，代表不同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在小说的形式、语言价值上，我也有很强的游戏心理，但这个游戏心理是一种智力心理，觉得我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小自信。 我很感谢我的一生，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忽然接触到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后来我知道，它叫文学。30岁的时候我曾写过两本小说，但是都有过去文学的影响，或者被当时的风气所左右的。 有一段时间我不想写了，我觉得当一个好的读者很好，停下来有四年时间没有写，我觉得老写没有什么意义，于是单纯阅读。 在藏族有一个很好的普通文学的环境，我开始做一些地方性的研究，没有刻意做学问，只是解答一下自己的提问，或者说哲学上的问题：比如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有一天我在电脑上敲字，就是一台286电脑，练五笔字型，练着练着，我觉得顺手写一点东西，就这样开始。中间还停了两个月看世界杯足球赛，结果巴乔那次罚点球踢飞了。 无论如何这本书出来了，它的经历比我自己的经历奇妙。 阿来口述记者顾珍妮整理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