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表示，“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50%，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

　　关于中国的社保缴费是否过高，已经争论多年，最猛烈的一波是在2012年，网传“中国社保缴费全球最高”。此前，官方的反应多是以提供理据侧面印证了中国社保缴费很高，但副总理明确承认社保缴费偏高，确为首次。

　　社保缴费高不一定会引发民众不满，北欧的高税收高福利模式一直备受艳羡，香港的低税收低福利模式也有人称道。终究缴费水平和福利水平相匹配方为最关键的衡量标准，通俗而言，即性价比。

　　中国的社保费率引来的怨气，归根结底是因为性价比太低。虽然自2005年起，我国每年都会调整一次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但是经过了连续10年的上调，到今年1月，月均养老金才即将超过2000元，这与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人们过上体面的退休生活”的充足性要求相去甚远，甚至都跟不上通胀的速度。另外，养老都还处于属地管理，即使“全国联保”改革已进行多年，在实际操作中流通性仍然很差，很多地区都要求需在当地连续缴费15年以上方能享受相应福利，导致了“社保难保”的尴尬，减损了社会福利，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如此一来，缴费水平超过大部分国家，而福利水平却不如大部分国家，实难令人满意。

　　然而，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适当降低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社保缴费率却一直没降下来。原因为何，马凯在坦承完费率过高后紧接着就说了出来——— 基金收入增长幅度慢于支出增长幅度，降低缴费水平又会影响当期的收入。收支增长率倒挂，除却基金保值增值的问题，还有一点恶性循环的意味：由于养老金紧张，缴费水平一直没降，福利水平也一直没升;社保的低性价比让部分人，尤其是流动性大的草根劳动者，直接选择了弃保，收入更为降低。

　　目前，养老金缺口的确比较严重，3个在职人员养一个退休人员，已处于支付能力临界点。浙江曾请专家对此进行研究，结果显示2018年- 2020年就会出现支付拐点。留给社保改革调整的时间已不多了。

　　社保改革迫在眉睫，如何改革成为焦点。而一个令人担忧的发现是，若以过往和现时的一个改革思路分析，每一次改革都在减损企业职工的利益。当年国企员工并入养老保险制度的时候，直接从养老金中支付，但由于其在职时并未缴费，等于是正在缴纳社保的企业职工们为其填了坑，养老保险制度由此站在了一个不公的起跑线上，直至目前企业职工仍在吃这个亏。而当养老金出现缺口导致支付危机，延迟退休作为新的技术手段登上舞台，而热议的一刀切延迟年限长于人均寿命的增长年限，这就意味着当前这批企业职工退休后可享受的福利年限可能缩短，又一次吃了亏。即使是近日正进行中的养老“并轨”改革，为了不影响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的当前待遇，在缴纳社保费用之后规定同步推出企业年金制度及酌情涨薪，经计算，为此财政所需付出的成本或相当于一整年的财政收入，虽然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与企业职工的是两个资金池，但财政的蛋糕大小不变，在对社保投入固定的情况下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于是，在本为缩小差距的“并轨”改革中，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待遇不变，企业职工却间接地再一次被吃亏。

　　无论是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或是延迟退休的推出，本应是个学术问题，但由于历史欠账等因素的存在，让养老保险制度的起始点与后续改革出现了新的变量，从而产生了新的问题。改革必有取舍，但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项社会福利，改革思路应延续福利的本意，若偏差往负担的方向，对个体与整体社会发展均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