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天津考察调研。李克强来到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办事大厅，工作人员说，过去审批事项多，各部门审批章共有109个。现在通过减少审批、整合职能等改革，所有必要的审批集中到一起，只需盖一个章。李克强赞许道，109个章变一个章，是政府自我革命的大动作，要让不必要的审批成为历史。

　　今年初，国务院各部门相继向社会公开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以锁定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底数”，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而今，一个滨海新区，一百多个公章狂减至一个，这既说明“晒权力清单”确可防止“边增边减”，又反映出简政放权的弹性空间仍大。再者，“简政放权”在走出中南海之后，是否又是“效果递减”?对那些不执行或打折执行者是否预设问责机制?“公章多、跑腿多、耗时多、花销多”，甚至有地方部门盖章收费，可谓“阎王爷不嫌鬼瘦，能捞一笔算一笔”。这看似小事，实则影响恶劣。亦如墨汁滴入清水，黑色涟漪越散越远，不只让群众劳神堵心，还有损他们利益。不仅影响干部形象，还拉降着政府的公信力指数。记得一位省人大代表曾制作一张“行政审批长征图”：一个投资项目在当地从获得土地到办完手续，历经30多个环节、要盖百个公章，最少需272个审批日。

　　道道设关，百章共红、权力折现。当需办事者无奈之下变得习以为常之时，就会催生不给钱不办事、雁过拔毛的“机关病”，让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成为落实政策的“最难一公里”。今年上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组织了一项专题调研，发现下放的审批权比较多，但真正取消的权力却比较少;在放权当中存在着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放责不放权的现象……这说明了，一旦触及到利益，阻力就会突然猛增。

　　阻力逆势上扬，根源还是在于权力的“底气”仍在。一些地方部门仍然有条件有能力违规将政府职能“自变”为“权力自留地”。这种“自变”的主因不外乎是行政管理程序和组织监管路径上的不明晰、不公开、不公正;上级部门督办时，因牵涉到自身利益，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问责整改多半也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一般会遵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监督风格。为此，我们亟待对公权予以设限，充分廓清权力的管理边界，并将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一则，正风肃贪，上无禁区，还得下无死角，治理“群众身边的腐败”;另需增强监督制约权力的有效性、及时性。对此，不少地方正在进行积极探索。譬如四川提出，落实预防、监督和惩治制度，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大力推进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力度等。2013年四川省省本级已取消调整3批257项行政审批事项，目前省本级保留行政审批事项260项左右，省本级保留行政审批事项是全国最少省份之一。

　　公权力不能依赖自我监督，必须要有强大的外在监督。事实证明，让社会、群众参与监督，我们就能合力扫清“最后一公里”上的路障。所以，公布权力清单，能否精准实施，尚需媒体、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的合力监督。因为公众是打破“玻璃墙”这种无形公章的主力军，公众监督能有效阻止权力反扑，防止“一章重新变百红”。(本报评论员周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