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州一家化工公司准备上马一个新项目，项目投资100多万元。安监部门要求这家公司去当地一家中介做安全评价。公司负责人介绍，“安评”仅是指出不同建筑物之间的距离要求。“然后这个距离画几个框框，这就要20万。这还不包括验收，验收还要五六万。”而这种情况并非个案，湖北利川市一家企业负责人对此同样感受深刻：“政府部门不收费了，但指定的中介机构收费更厉害。本来政府部门机构收费200元钱能办完的，现在(指定的)中介2万元都做不到。”(8月30日新华社)

　　把此前的审批项目，指定给某个研究院所或者中介机构代审，让这些单位借权生利，攫取暴利，人们对此的抱怨，近日时有所闻。这些被指定的经济鉴证机构，搭的是行政垄断之车，其滚滚客源是仰仗政府审批的唯一性所生，因此政府就有责任对其做出约束与引导。比如应该比照市场价格做出服务限价，或以服务的性价比、信誉口碑等作为竞标条件，择优指定。而上述现象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对这些环节不加限制，任其宰客，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把审批事项更多地交给市场来调节，并不等于政府责任的放松，而只是在履责结构上有所调整，即由以前重审批轻监管，转向轻审批重监管。上述提到的问题，正在于政府部门交出部分审批权之后，监管的针对性并没能及时调整到与放松审批相适应的地步，导致企业不仅觉得“改革红利”没有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反而有负担越来越大之势。

　　众所周知，如今对社会伤害最大的，是权力的资本化。

　　生活中，稍有头脑的人都不难发现，接近资源的程度不同，享有的经济利益差别就很大。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前两年曾说：“现在有人把投资项目的审批也叫做宏观调控，这根本没有道理。事实上这是行政对微观主体的干预，已经超出了市场经济意义下宏观调控的范围。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首先是要界定政府的职能，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才谈得到宏观调控。”

　　意思再明白不过：所谓改革，所谓改革魄力，都是要在法律完善的框架内才能算数。而一些行政机关，哪怕其主旨完全是为了保护部门或地方利益，也在打着宏观调控的旗号，令人非常可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下放审批权，确实已无须在“该不该”上再加议论。而如何确保这场“自我革命”如期取得成效，却不是放开多少项审批权就可以解决的。笔者以为，政府主导式的社会运转存在了几十年，早已形成了强大惯性。而缩小政府的事权，一个最不难预料的后果，就是离开了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其他机构和方法又在哪里?国家职责、公共事务责任会不会变得暧昧不清?

　　以笔者浅陋之见，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要在于建立与新体制相适应的各种社会基础，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各类相关法律;二是加快促进相关市场、公益事业的发育，让政府出让的事权尽快由这些机构承担起来，确保应有的改革效率。否则，改革红利就很有可能被上述暴涨收费的“官中介”们所蚕食。(马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