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泳晔

　　2010年8月8日，舟曲县城东北部的三眼峪暴发泥石流，刚建完的4道大坝被冲毁，不仅没能发挥作用，反而带来更大灾难。附近村民称，灾难发生前，已发现工程质量问题，但找到县环保局和县政府反映没有用。时隔数年后，工作人员称事情已经过去了，县领导无人担责。(4月21日《京华时报》)

　　泥石流是天灾，豆腐渣工程是人祸。舟曲泥石流事件，最终只是项目负责人埋单，仿佛这项基础公共工程建设，与权力作为没有丝毫瓜葛。

　　1996年，国家就在三眼峪实施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其中最主要部分是建设防范工程，但实际情况是，当初设计的钢筋混凝土坝改成了浆砌石坝。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中遇难1481人，失踪284人，死伤如此惨烈，影响如此恶劣，且法院断定“存在质量问题”——这样的一项公共工程，出事后一众领导竟然安之若素。

　　荒唐的事实，显然悖逆法理。计划投资900万元、后缩水成百余万元的工程，只有施工方的责任?《刑法》规定，工程重大责任安全事故罪主体是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施工方因此获罪，那么，建设与监理方何以脱身事外?谁出资建的大坝、谁是大坝的最终责任人、谁对大坝质量有着无可推卸的权力责任?早在2009年，《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暂行规定》出台，权力问责有了制度层面的规范。根据国家预防腐败局公布的数据，仅在2010年，就有7036名领导干部被问责。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终身问责”还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只是，仅以舟曲泥石流事件来看，指望自己问责自己，显然太过艰难。

　　此般吊诡，令人联想起兰州水污染事件。在刚刚结束的兰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官方认定：在“4·11”局部自来水苯指标超标事件应急处置上，兰州市的认识态度严肃认真，指挥调度严谨有序，应急措施科学到位，各方行动坚决果断，处置效果明显。可见，重大公共事件如何问责、如何阻止涉事权力抽身避嫌——这些问题如果回应不好，权力趋利避害的本能，迟早都会往公众伤口撒上一把厚实的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