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上午9时50分左右，浙江奉化市警方发现，一男子在该市西河路批发市场附近非正常死亡。警方通报称，男子系自杀。据了解，死者为此次倒塌楼所属街道城建办副主任何高波。这引发诸多揣测。(4月10日《京华时报》)

　　在奉化塌楼风波未定之际，骤然传出“官员自杀”的消息，何况当事官员主管的业务范畴，与塌楼事故不无“交集”，这难免引发围观和遐想：莫非二者间有潜在因果联系?只不过，就目前看，这也只是“多种可能中的一种”。

　　有网民就质疑，在奉化塌楼事故中，作为基层官员的何高波，确实发布了质检部门检查报告。在房子鉴定失误等环节，他或许难辞其咎，可其过失在整个责任链上终究有限，纵然楼塌后要循迹追责，他也用不着“畏罪”，毕竟相较之下，涉事居民楼的施工方、监管方，才更应担主责。难不成，他“自杀”另有隐情?平心而论，这些仍裹着臆想成分，官员“自杀”，可能是因个人心情抑郁，也可能“因公”事务，还可能是多因一果，在尚无事实佐证的情况下，贸然将其跟奉化塌楼事故扯上边，为时尚早，或有失偏颇。

　　但公众“立场先行”的揣测，未尝就不是真相焦虑的折射：时下何高波之死，来得太过突兀，而信息匮乏，又与公众知情诉求不对称，这也导致，公众会以经验化判断为“索隐”，去推测“剧情”。有些人就担心，何高波的死，会成为调查与问责浅“究”辄止的障眼法，而何本人就是“牺牲小我”的替罪羊。这“负面想象”，无疑是对既往情境的移植，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以公开消弭疑窦”的敦促。而在眼下，警方已介入调查，从程序上讲，要查明何高波的具体死因，还需缜密侦查，包括须经技术勘探、谨慎取证、细节淬炼等环节，这也构成“获取真相的必要成本”，哪怕公众再急，也无法过滤掉这繁复的调查程序，也该有等待真相的耐心。但与此同时，当地有关部门也应在发布“自杀”结论外，及时公布动态，跟上舆论猜疑的节奏。

　　何高波的“自杀”，本质上，也为奉化塌楼事故再添“诡谲色彩”。它是个意外，还是“早有前兆”，暂时还不得而知。但公众希望，调查视线不会因此转移，问责阵脚也不会就此打乱，对塌楼与何高波“自杀”，当地都能给出明晰交代。(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