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江苏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方林等在线回应网友，表示“检察机关鼓励公民举报腐败分子，但举报时最好秘密进行，保守举报秘密，不要多头举报，以防增加流转环节，造成泄密进而影响查办”。(《扬州晚报》1月15日)

　　“举报时最好秘密进行，保守举报秘密”当然有其合理性。一方面，这有利于防止因“走漏风声”而“打草惊蛇”，确保举报效果。这正像王方林副检察长提到的，“避免泄密后，被举报人毁灭证据、藏匿赃款赃物、订立攻守同盟，给检察机关查办带来困难”。另一方面，对于举报者自身来说，“秘密举报”也有利于保护自身安全，避免被举报者打击报复。

　　既然如此，可为何非秘密的网络举报，为何如此常见而流行呢?道理不言自明：一方面，尽管人们在理论上认可“秘密举报”的好处，但在现实中，对反腐机关的“保密”承诺又缺乏信任，如质疑反腐机关会“官官相护”、袒护被举报者，甚至与后者“沆瀣一气”;另一方面，相比“秘密举报”，公开的网络举报尽管确实存在“泄密”风险，但人们更看重它所带来的“媒治”反腐效果，即只有在网络等媒体公开介入之后，反腐举报才更可能被“高度重视”并催生动真格的反腐行动。

　　这种背景下，要想有效倡导秘密举报，当然不能指望宣传秘密举报的好处，而要寄希望于反腐部门能够真正赢得人们对秘密举报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建立、完善“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的大量制度配套。比如，需建立严密保护举报者安全，并有效惩处泄密者的证人保护制度;再如，要建立有效避免“官官相护”、“人情干扰”的独立司法制度;同时，还需有能确保“将监督权力也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权力制约制衡制度。(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