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曝光,公众的质疑,都已不能够敦促政府将污染企业推向前台。政府部门甚至无需企业亲自赔偿,而是用财政为赔偿兜底。这背后政府与企业“合作”关系的程度,恐怕不言自明。 作者:熊志 来自浙江的百余吨“毒油”被倾倒在安徽宿州市的一个小山村,案发后专案组前往“毒油”囤积地——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寻找“毒企”。日前,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松阳县承认“毒油”出自该县,并愿意替“毒企”支付赔偿费用,但未透露“毒企”的名字。(6月3日《新安晚报》) 企业污染物跨地域投放,例子并不鲜见。不过,新闻中这种跨省份的排污,尚属少见,而地方企业在排污地点上对地理界限的不断突破,预示着企业污染程度在加深。 让人愤懑的远不止跨省排污本身,更在于地方政府随后的连锁反应。跨省排污现象曝光后,记者介入调查,但作为“毒油”源头的该县,承认“毒油”出自自身,却又不提供涉事企业的名字,导致媒体的调查卡壳;愿意为“毒油”对排污地的损害提供赔偿,却是以财政的名义代企业埋单。地方政府以自身公信为企业背书,以财政为企业过错埋单,这种做派,将地方保护主义的嘴脸暴露无遗。 从以往的事实来看,地方保护主义的案例同样不少,但政府对企业的偏袒和庇护,至少遵循着一定的底线:其一,地方保护主义下的企业,也绝非黄袍加身、可以为所欲为,企业在污染上对环保原则的突破,不会达到跨省排污这种级别和尺度。换言之,企业污染本身是在突破底线,但这种突破,又有一定的限度边界,企业会考虑其保护者的协调能力和处理能力。其二,负有监督之职的环保部门对企业污染可能会习惯性无视,但这种无视,在污染曝光舆论追责之后不可能继续存在。即便是从平息民意的角度看,政府多会在对企业的严惩中表现出其整饬污染的高压姿态。 对比这两点即可发现,环保原则在跨省排污中,呈现出全面的溃败。排毒的企业,竟没有顾忌跨地域排污的潜在影响,以及省份之间的可能纠纷。毕竟,当污染的排放突破县区市区乃至省区界限时,排污行为一旦发现,很难被掩盖,在内部平静处理。企业依旧选择这种风险极大的排污模式,不必顾忌后果,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地方保护主义之下企业的自我膨胀已经使其失去了风险意识;另一方面,事发后地方政府对涉事企业的秘而不宣,同样意味着对企业的保护,已经超越了以往的那种模式。媒体的曝光,公众的质疑,都已不能够敦促政府将污染企业推向前台。政府部门甚至无需企业亲自赔偿,而是用财政为赔偿兜底。这背后政府与企业“合作”关系的程度,恐怕不言自明。 企业在地方保护主义下不断膨胀,政府部门又为这种膨胀埋单,结果越保护越膨胀,越膨胀越容易曝光,曝光之后政府又甘愿埋单,政府埋单越发促使企业膨胀。这几乎是一个无尽的循环过程,对环保和公共利益的践踏,也在循环中向前推进,底线没了,下限没了。不论如何,这起公共财政为跨省排污埋单的案例,都应被视作负面典型,在一个污染频发的时代,它喻示着企业的污染意识和政府对企业的袒护,都进入了新的节点,环保的底线,正在经历一场比以往更加可怕的洞穿。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