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宇：“零口供”冤狱是执法骄傲的后果

　　在通往冤狱之路上，大多数冤案的制造者却都能在制度与公众面前昂起头来，宣称或被宣称为英雄，浑然不觉自己的双手与脸面沾染了泪水与血腥。
　　
　　作者：晓宇
　　
　　看过老人与海，人们会明白抗争对于生存的意义，再进一层，也会明白孤独对于生存的伤害。看过形形色色的冤狱，就会明白制度对于人的意义，制度为人所创设，却是人无往而不在的枷锁，在冤狱的过程中，人必定是孤独的。
　　
　　冤狱是制度中不确定的一点，我们关注不是某一个，谁都不会自成一体，我们关注的是制度下的所有人。在众多冤案一一暴露的今天，让人们从“零口供”开始，来观察制度与人——包括冤案的制造者与受害者。
　　
　　在诸如湖北佘祥林杀妻案，以及新鲜上市的浙江张氏叔侄奸杀案神话般的绝地逆转后，受冤案大起底的司法励志之鼓舞，18年前的上海“两梅案”浮出水面：1995年7月6日上午10点，梅吉祥的妻子顾敏黎昏迷在地，“下身衣物不整，头面部多处受伤”，梅吉祥发现并将其送至医院，顾经抢救脱离危险。当年11月下旬，顾敏黎指控梅吉祥是凶手，经过7个小时的审讯，案子被确定为故意杀人，随后经“超过10小时”的审讯，梅吉祥“终于供出了弟弟”。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梅吉祥死缓，梅吉杨12年有期徒刑。专业人士认为，该案为“三无产品”：无作案动机，无作案时间，无任何物证。法院判定两梅有罪的最重要证据，就是被害人顾敏黎的指控，但让人发笑的是，当年检方办案人员亦清楚，顾敏黎从未指控过小叔子梅吉杨，最后经政法委协调，考虑到梅吉杨同犯的情节已上电视，才原封不动地将其列为从犯。一个人一生的幸福，远比不过一时的需要与某些机关的权威，这也是现实中为大多数沉默的人所遵循的暗制度。
　　
　　大凡冤狱，都离不开“逼、供、信”，大规模如此，小规模亦如此。然而在通往冤狱之路上，大多数冤案的制造者却都能在制度与公众面前昂起头来，宣称或被宣称为英雄，浑然不觉自己的双手与脸面沾染了泪水与血腥。浙江有“无懈可击”的女神探，上海“两梅案”3位承办者后来升任为处长，而河北聂树斌案，疑凶王书金落网7年“求罪不得”，河北省高院在今年两会上仍称，该案案情复杂、涉案证据材料较多、一些证据材料时间跨度大，核查只能无力。这就是制度的执行力，正义不在当时，正义不在当下，难道就在那些办错案的人的桃花颜色里？
　　
　　好的法律制度，要有具有法治精神的人来执行，才能真正行之有效。姑且不论今日法律制度是否确立“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有罪”的原则，浙江叔侄奸杀冤案中，明明就是“零证据”、“零口供”——叔侄俩的口供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但女神探作秀地通过与案件证据毫无逻辑关系的侦查实验，请人大代表来见证现场指认这样的表演手法就能获得“无懈可击”的证据，并在当年为权威媒体所津津乐道，浑然不觉皇帝的新衣就是什么都没有穿。在如此执法的扭曲下，什么样的制度不成其为“暗制度”呢？当好的制度无异摆设，暗的法则藏在人的心中，看得见的制度能将人变成鬼，看不见的制度能将鬼变成神，中国司法制度又怎能不在审与再审的生死疲劳中打转？
　　
　　身受冤狱的受害人往往吁天不能，叫地不应，有罪推定让人身陷执法骄傲的偏执中，“你是有罪的”往往让没有法治传统浸染的执法者在无能之际，迫害就此成为一个人的狂欢。在铁山坪式的刑讯逼供并不鲜见的时代，你很难想像，终究是哪些制度在被选择性地执行？而制度与人最大的关系，就是人在选择执行什么样的制度与制度的某些方面，如果有这样的权力，世间所有制度都不会是完善的，而世间最值得怀疑的就是权力——仅仅是权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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