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是诗人，早年随朦胧诗潮流崛起，却并未被归入经典朦胧诗人之列，她自己也从未融入任何派别、圈子，有人说她是当代诗坛少数“幸存者”之一，她却说自己只是不想重复自己的一个爱写字的人，只写自己认为要写的。

　　2005年至2010年，她在海南大学任教五年，却处处感到失望和悲哀。她将6年的观察和体会写成《上课记》，真实地记录下发生的事和内心感受，亦对教育体制有所反思和批评，只是并不愤青。

　　2014年，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1966年》，用11个小故事勾勒、呈现出文革那个讳莫如深又复杂难言的年代。刘瑜评价这本书是历史、是寓言、是恐怖故事，也是寒冷大地上一簇轻暖的抒情诗。在轻重之间，读者得以窥视那个并不久远却已模糊的时代，政治飓风中摇曳的人性，历史深井下探出的指尖。

　　王小妮说这本《1966年》，写的时候心里的感觉是“烽火连天”的。“童年遭遇文革，很不幸，它成了自己的底色。而近年更多的资料和现实让我们理解了，它太不仅限于10年的时限。把身处其中的感受还原出来，现在变得急迫和重要。”虽然是有意识地在描写那些心理的、难以言说的东西，但她同时认为自我屏蔽的功能总会自动自觉地打开，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悲哀，也早已荣升为所有国人的基本功能。

　　她说自己不想被关注，写字是自己帮自己，自己救自己的方式，不止是愉快，还有写出来以后的纾解和各种各样的意外，这是创造的快感。

　　自我屏蔽是我这一代人的悲哀

　　凤凰网文化：《1966年》被评为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又入围了新京报2014年度好书。这么受欢迎，您之前想到了么?您觉得大家为什么喜欢这本书?

　　王小妮：因为它写的是讳莫如深的1966年。

　　凤凰网文化：书中写了11个故事，全都是您的创造，还是其中有身边真实事件的呈现?

　　王小妮：有恍惚的真实的碎片，但它们是小说，人物事件都是虚构的。

　　凤凰网文化：《1966年》是在写文革，早先的《方圆四十里》写知青，也是文革题材，很多和您同龄的作家、诗人都以文革为重要写作内容和思考内容。您觉得文革对于您人生和写作的意义分别是什么?

　　王小妮：每个作家都有对自己作品的定位，我想，好的作家身上应该有的不是趋同，而是差异。

　　《1966年》和《方圆四十里》都是虚构的叙事，其它文体不容易承载这段历史。如果有一本日记就珍贵了，当然前提是“真日记”，它的还原性应该更可靠，可惜，在那十年里，几亿人里，恐怕没几个人能留下一本“真日记”。没有记录只好虚构。当一张嘴说出来的，都不是心里所想的，这种情形延续多年，无数真切细微的感受都流失掉了。

　　短篇集《1966年》和长篇《方圆四十里》，都有特别留意“真切”和“细微”，更想向读者传达身在其中的感受。

　　1966年的人们恍惚和惶恐，到了《方圆四十里》写到的1975年，大家已经开始习惯分离人格和部分的看透，这变化是用时间用人性悟出来的，可见蒙昧不可能长久。

　　我正在写一个发生在1966年和1975年之间的故事，一个狂热投入的少年的故事。最后和《1966年》和《方圆四十里》一起，成为文革三部曲。

　　童年遭遇文革，很不幸，它成了自己的底色。而近年更多的资料和现实让我们逐渐理解了，它太不仅限于10年的时限。把身处其中的感受还原出来，现在变得急迫和重要。

　　凤凰网文化：文革成了您的底色，该怎么理解?这种底色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出来?

　　王小妮：恐惧和怀疑，对群体的天然防范，遇到信誓旦旦的事，不会听信，自己判断。

　　凤凰网文化：《1966年》是用一系列个体性的小故事讲述了一个历史重要年份，而且文字平和。这让人想起了杨绛的《干校六记》，有很多相似之处。您自己觉得呢?这是不是女性作家书写历史的一种特殊能力?

　　王小妮：对不起，没有读过《干校六记》。各种各样的作家，有各种各样自己的风格，共性应该很难归类个性。

　　《1966年》写在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是15年前了，最开始是给文学月刊《作家》杂志，原准备每月写一篇，一年连载12篇，后来有点编刊上的变化，只完成了11篇，第12篇手写的提纲现在还在，没有动笔。

　　凤凰网文化：其实1966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敏感话题。所以如果不是现实这种写作环境、话语空间，比如可以揭露更多鲜为人知的事实等等，《1966年》还会选择一种避开正面冲突的灵动的写法吗?

　　王小妮：永远没有被写尽的题材，1966更如此。写的时候，心里的感觉是“烽火连天”的，可能隔着一面墙壁一条胡同就有很惨烈的事情正发生着，当时非常清楚，我要写的仅限于这些心理的，难以言说的。也得看到，自我屏蔽的功能常会自动自觉地打开，是我这一代人的悲哀吧。

　　如果有更自由舒展的“写作环境”，我的切入角度也不会是直统统的，但是会更多的直面当时，努力恢复能感知到的所有，全息的，而不是有躲闪有回避。

　　凤凰网文化：自我屏蔽的功能是一种怎样的心理意识?恐惧、失语，还是什么?

　　王小妮：自我屏蔽的功能早荣升为所有国人的基本功能，一个五岁的孩子已经学会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选择性发言，人人以“趋利避害”为先，最后形成的观念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己”永远见不得台面，永远委身在高调又正确的集体之下，只为求得安全的存在，它渺小和隐蔽，却结结实实凝固成一个人的内心之核。

　　这就是我们的底线，所谓的社会风气怎么能由坏变好?

　　写字是自救方式 微小柔弱懵懂或许更有空间

　　凤凰网文化：您的文字有种说法，“描述针刺的常有，涉及刀伤的几乎没有”，这是一种不忍心，还是认为针刺的力道更大?

　　王小妮：没有不忍心。忍心承受，不忍心写出来?

　　虚构作品和非虚构相比，前者的优势是有选择性，它可能很个人化很不客观，我始终以为微小柔弱懵懂，或许更有空间。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