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新片《智取威虎山》从首映开始就赞誉不断。评论人徐鹏远却认为这只是题材的亲切感、徐克的个人品牌、同档期姜文电影差评共同作用所致，真实水平不过是及格而已。《林海雪原》沿袭了中国文学的侠义小说传统，剔除掉意识形态的主题先行和政治话语的规训叙述，具有着强烈的快意恩仇和孤胆英雄气质，这本来给商业化改编创造了很大的可能。可惜的是徐克只是删掉了政治退回到小说，却丢失了决定精彩程度的内核。红色美学有其自身的思路和精髓，并非简单的江湖侠义可以替代，但显然香港人徐克不会真正懂得共产党员杨子荣的心，适合来拍此片的或许是姜文。

　　或许是姜文过于自恋的咄咄逼人和天马行空触怒了观众的消费者尊严和优越感，在一阵痛骂与批判过后，人们还亟需寻找一个反例来抚慰自己受到羞辱的心灵，并进一步打击姜文的气焰。于是，临期上映的徐克作品《智取威虎山》便在“徐老怪”的金字招牌和观众与姜文的斗争态势下，获得了双重护航、一片赞美。然而反例常常包含了矫枉过正，“红色经典”的改编翻拍本就不算新鲜，集体记忆的天然亲和力加上功底成熟的视觉操作，这部片子只能算是四平八稳的及格之作。更何况有了半个世纪前的样板戏母本先入为主，既不容易讨来中老年观众的欢心，也未必适合娱乐消费时代的新人类口味。不过这倒怪不得徐克，作为一个香港人他很难真正懂得共产党员杨子荣的心。

　　据说徐克1970年的时候就喜欢上了《林海雪原》的故事。这并不奇怪，作为革命通俗小说，《林海雪原》实际上沿袭了中国文学自《水浒》、《三国》、《三侠五义》等章回体话本以降至民国发展为英雄传奇、江湖儿女滥觞的侠义小说传统。剔除掉意识形态的主题先行和政治话语的规训叙述，小说具有着强烈的快意恩仇和孤胆英雄气质。

　　少剑波(即电影中代号二零三的首长)和杨子荣分别继承了传奇英雄中儒侠和勇士两种类型，一个俊朗潇洒、文武双全、洞察全局，一个亦正亦邪、有勇有谋、敢做敢为，加上一群各有所长的战士作为群像，不仅满足了对英雄的全方位想象，更渲染出撩人血脉的雄性激情。就像聚义梁山的一众好汉，仅仅一百零八个诨号就足够读者如数家珍了。而以座山雕为代表的土匪一方，小说则极尽能事将其外形刻画得丑陋狰狞，实现妖魔化的同时，也与剿匪部队形成了一种“神魔对立”。当百鸡宴除夕，部队滑雪进山时，便产生了《西游记》师徒四人斩妖除魔般的期待与快感，这种快感同时遵循着暴力相向的原始冲动和邪不压正的道德正义。在此之前，杨子荣无间卧底、独自进山，单刀赴会孤闯曹营式的义士刺客形象之外，还凭借对正面人物的匪化，打通善恶之间的界线，满足了撕碎道德戒律的幻想欲望，更遑论上山途中还插入了一段武松打虎般的奇遇。

　　“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报恩与复仇也是侠义小说中必不可少的两大元素，它通常构成了英雄成长和正反对立的起点。《林海雪原》同样采用了这种套路，从少剑波杨子荣到夹皮沟百姓都有亲人被土匪杀害，复仇的条件自然形成，百姓得到部队援助，报恩的成分也加入进来。在这里，剿匪这项军事行动的革命伦理被个人复仇报恩的情感伦理中和甚至替代，一方面增加了故事发展的合理性和共鸣感，另一方面也制造出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空隙，这在日后的文革文艺中既可以受到批判，也具备了改造的可能性。

　　《林海雪原》面市的同年，金庸在香港出版了他的首部长篇《书剑恩仇录》，这是中国侠义文学的一树两支，虽然指向和面貌不尽相同，却拥有一脉相承的血缘。这就不难理解身在纽约的香港人徐克为什么会喜欢上共产党员杨子荣，不仅情有独钟于金庸、善拍武侠警匪片的香港影人不会对《林海雪原》产生距离，武侠情结早已成为了全体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即使是极“左”时期改编出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虽然完成了政治意志对文本的清洁化规训，却因为构成剧情的故事内核的保留依然呈现出独特而精彩的体验效果。杨子荣一身虎皮满口黑话的特色形象成为“高大全”时代的另类，在高压单调的语境中透出些微“暧昧”的色彩，密林中的“骑马舞”、“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的优美唱腔、枪打双灯的高超本领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争相模仿的时尚桥段，就连土匪老二也因为飞身插椅的死法增添了一抹亮色。从人物、情节、唱词到灯光、舞美、配乐等全方位的细致雕刻，让这一出剿匪故事遵循着集权美学的独有逻辑，成为样板。这些恐怕就是徐克无法理解的了。

　　消费主义语境下，徐克的商业化改编的确尽力剔除了所有意识形态色彩，剿匪小分队淡化了解放军的政治面目，所有战士互相之间不称呼同志，进山后杨子荣与座山雕的地位也尊重了客观实际。甚至，徐克还在结尾增加了一个极具现代感的飞机追逐戏，杨子荣与座山雕也表现出隐约的惺惺相惜，这是典型的港式警匪片结局思路。然而徐克能做的似乎到此为止，剩下的只是退回到小说的即有层面：杨子荣张口酸曲二人转、少剑波与卫生员白茹传递着微妙的爱情好感、土匪们各具特色的凶神恶煞，这些都不是徐克的原创，而是还原了小说原本的描写。而“少白”感情线索的无疾而终、连接时空的韩庚角色的可有可无，以及现实题材所限制的徐克式武打的浪漫飘逸，反而在总体上拖累了影片的精彩程度。

　　全片快意恩仇却少有热血沸腾的激情，最令人头皮发麻的不过是杨子荣初到威虎厅的黑话问答，仍旧照搬了原版的灵感。这段问答不光是语言的浓缩，更是“智取”的集中体现，包括杨子荣与栾平的过招在小说中都是突如其来、随机应变的智慧斗争，可惜电影的呈现与样板戏一样变得直白简单了。坦克轰山的大决战固然达到了炫目的视觉效果，却将“智取”变成了“勇取”，首长同志似乎连杨子荣“凌晨一点，炸开西墙”的约定部署都忘记了，导致杨子荣只能“飞檐走壁”地应对提前混乱的场面。难怪有人说，在三维时代看到的仍然只是一个二维故事。

　　红色美学有其自身的思路和精髓，并非简单的江湖侠义可以替代。《林海雪原》无论在多大程度上继承着传统侠义小说，总归是经历了左翼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发展产物，是披着传统外衣的革命新生儿，其对英雄的塑造不单单是靠刀光剑影、豪情仗义完成的。特殊时代的政治色彩固然可以剔除，英雄人物的树立却绝非行侠仗义足以完成。香港人徐克当然无法理解这些，他既没有经历过这种话语、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也不是被这种文化启蒙浸润的，不然就算动作上可以用现代招式更换枪打双灯和飞身插椅，也决不会丢弃“老九不能走”这句已然脱离母本而获得独特意味与记忆的经典名句。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