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小板凳上，花两分钱租赁一本连环画，然后饶有兴趣地欣赏。这是儿时的记忆，却刻骨铭心。

　　连环画是一种古老的汉族传统艺术，以一幅幅连续的图画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是各种年龄和文化层次都可以接受的一种通俗读物。北方人称之为小人书，南方人的叫法更奇葩些：公仔书、菩萨书、伢伢书。

　　连环画的历史悠久。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就发现漆棺上有许多“故事”，如“土伯吃蛇”“羊骑飞鹤”等，这些故事都是用一幅幅连续的画幅来描绘的。莫高窟的敦煌壁画中关于佛本生故事，表现手法也是连续的绘画。到了宋代，印刷术发达，连环画自然从石头和墙壁，转入到纸张上。这应该就是连环画的演变过程。及至民国时期，连环画已经成为出版印刷的重要内容。《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名著，都有连环画版本问世。叶浅予的《王先生》、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是这个时期重要的作品，风靡几十年，迄今还被人津津乐道。

　　连环画真正走向繁荣发达，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底，一本新期刊面世——《连环画报》。顾名思义，这是一本以连环画为内容的刊物，也是连环画界的最高、最为权威的出版物。她一经出现，立即赢得一片喝彩。画刊主要刊登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尽管多从政治上解读一个时期的党和政府的大众方针，但活泼的表现形式却得到了诸多读者的认可和追捧。所以，当时的《连环画报》发行量和影响力相当大。

　　当然，单行本的连环画受欢迎的程度并不在专业刊物之下，甚至更高一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看连环画是国人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那个时期，娱乐生活相对单调、匮乏，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也不像今天比比皆是。许多人接受不了纯文字的读物，特别是学龄前或刚踏入校门的孩子，认的字有限，却又有强烈的求知欲、好奇心，连环画恰恰迎合了这种需要，弥补了这个缺陷，成为相当多人的“挚爱”。一批在今天看来仍很有艺术价值与艺术地位的连环画应运而出。像丁斌曾、韩和平的《铁道游击队》，贺友直的《山乡巨变》，陆俨少的《牛虻》，赵宏本的《白蛇传》，刘继卣的《杨门女将》《朝阳沟》《东郭先生》等，深深教育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印刷数量更是出奇地惊人。10册的《铁道游击队》先后再版20次，印数达到3652万册。

　　连环画能如此“走俏”，与绘画者的精心投入密不可分。当年许多一流的画家进入连环画创作队伍，并成为领军人物。像程十发、刘继卣、王叔晖，原本都是国画大师，已经是登峰造极，卓尔不群，又参与连环画创作，自然无形中提高了其艺术水准。多年之后，连环画成为收藏品进入拍卖市场，其实更多的人看重的是原创画家的艺术价值和地位，而并非所谓物以稀为贵的连环画本身。

　　名家置身连环画，另一层原因是稿费很客观。退回若干年前，画家作品的价位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丰厚。本人在西安鼓楼曾看到过齐白石的50年代初期条幅作品，画得十分精美。讲解员解说时告知，当时每幅的收购价只有40元人民币。而连环画，按幅付费，一部作品少则三四十幅，多的近百幅，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稿费不足为奇。画家们也要养家糊口，“移情别恋”便是情理之中了。

　　“文革”中，连环画跟其他文学艺术一样，惨遭浩劫，人们的精神食粮更加短缺。为此周恩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作出批示，恢复连环画出版。八个样板戏自然是重中之重的题材。但画样板戏，是“政治任务”，不得半点“走样”。作者也是百里挑一，除了政治上信得过，业务上也必须是“尖子”。我的亲戚杨文仁，原山东美协副主席，花鸟大家，17岁就在《连环画报》上开始发表作品，累计创作了上万幅连环画，30岁那年，被选中绘画八个样板戏之一的《奇袭白虎团》。他跟着“样板团”辗转长春、北京等地数月，其间每逢演出他都要选择不同的角度坐在台下观摩，一招一式都按演员的动作画下来。但作品出版时，一分钱稿费没有且不说，署名还是“集体创作”。结果“文革”结束后，出版社要出版“‘文革’样板戏连环画”，打听了半天才找到他本人。

　　“文革”后，连环画还曾风光过一阵，许多画家打破了以往单一的创作手法。前面提到的杨文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创作的《聂小倩》，选用工笔重彩绘制，四十多幅作品，幅幅都是精到的工笔水墨画。丹青妙笔，如临其境，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这在当时也算是别开生面，影响颇大。

　　如今，连环画逐步退出人们的视野。但许多人不会遗忘曾伴随一代代人成长起来的，那些比巴掌大不了多少，却蕴藏着知识和智慧的“精神图画”，更忘不了由其带来的那些欢快的岁月和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