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赵佶 芙蓉锦鸡图 81.5×53.6cm 绢本

　　在绘画中，“鸡”是历代画家乐此不疲的重要题材。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以“鸡”为主题的绘画流传于世。直到今天，在画家笔下，仍然可以见到各种雄姿英发的“鸡”的形象。就其原因，不外乎在传统文化中，“鸡”承载着很多的吉祥寓意。早在汉代，韩婴便在《韩诗外传》中提出“鸡有五德”之说。所谓“五德”，是指文、武、勇、仁、信：因头戴冠者，所以称为“文”，有“升官”和获取功名之喻；足搏距者，称为“武”，公鸡成为武将的象征；敌在前而敢斗，称为“勇”，如《斗鸡图》即属此例；见食相呼者，称为“仁”；守夜不失时者，称为“信”，俗语有“天鸡报晓天下知”之说。若人能具备此“五德”，便是几近于完人了。所以作为长盛不衰的画题，“鸡”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期许。当然，“鸡”本身与“吉”谐音，故有“大吉”、“吉祥”之义。现代很多画家如陈大羽等经常便以大公鸡为题创作《大吉图》，就是取其谐音。

明 吕纪 榴葵绶鸡图 200.8×105cm 绢本

　　以“鸡”为题材创作的绘画最早追溯到何时，现在并无明确的年代可考。但从传世画迹中，我们发现，早在南宋时期，就有“鸡画”留存于世。画家李迪的《鸡雏待饲图》作于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画两只鸡雏，仰头相望。其画法工整细致，具宋代院体画典型风格。如果说该画是作者随意所绘，任由观者深度阐释的话，到了明清时期的画家，则是画家们直接在画面中传递不同的寓意，使“鸡画”本身无需观者释读而立意自明。如同样是画鸡雏，在晚明画家梁元柱的笔下，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涵义。梁元柱的《雏鸡图》描绘的是一只雏鸡伫立于山坡上，作打鸣状，其题词画龙点睛：“一鸣惊人者，鸡也，而性善于人，何况未鸣而雏者乎？初音惊人者，几希矣，龙之潜也。吾侪之未识也，亦道是□矣”，以雏鸡而喻潜龙，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谓，显然与干隆题李迪的画大异其趣。在晚清画家居巢的《菊下鸡雏图》中，画的则是母鸡率四只鸡雏在月下觅食，母鸡的仁爱，小鸡的活泼可爱以及一派温馨和谐的画境跃然纸上。

现代 喻继高 玉兰锦鸡 146×83cm 2001年 纸本

　　当然，因鸡有“五德”，故在明清画家笔下，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其中最为画家们青睐的题材便是“五德”之首：文（升官）。最早在明代“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沈周笔下，就出现《加冠图》。他所绘一只大公鸡和鸡冠花，是为“加冠（官）”，以寓升官之意。画面传递的信息简洁明了，披图可见。可惜该画现在已见不到了，但我们从清初没骨花卉名家恽寿平的《仿沈周加冠图》中，可以看到画面的基本情况：一只肥硕的大公鸡立于草地，旁有鸡冠花及寿石、兰竹。恽寿平题诗云：“锦石丛花绛帻明，五云长向彩毫生。凤皇楼下朝天客，立马先听第一声”，是为画面的升官寓意加上了注解，立意更明。此诗乃源自明代“吴门画派”另一画家唐寅的《咏鸡诗》：“血染冠头锦做翎,昂昂气象羽毛新；大明门外朝天客，立马先听第一声”，其诗歌也有“临摹”之嫌，着实也是一件颇有趣味的事。在清代中期“扬州画派”画家李鱓的《加冠图》中，除描写大公鸡和鸡冠花而外，题词部分则直白地将画意表达出来：“昔人画德禽于罗波奢下，名曰加官图，所以颂士大夫者，至矣。虽有五德，士夫致贵显，好是懿德与不负画家期许之意焉耳”，显然是为了满足受画者的喜好而写。“扬州画派”的大多数画家，都是靠卖画为生，故其画面需要迎合市场，最大限度地传递出画意所在，反映出当时画家们创作绘画的文化语境。不过，在“扬州画派”之外，很多画家并不这样做，他们以绘画语言透露信息，而不加任何题识阐明画题，如比李鱓略晚的张敔在其《雄鸡花卉图》中就只画公鸡与鸡冠花，题识也只署“干隆三十三年春仲芷沅张敔写”，但其画面所表达的“加冠（加官）”之意，仍然是一目了然的。

现代 黄胄 五鸡 64×66cm 1983年 纸本

　　在“五德”中，还有表现“勇”者，以《斗鸡图》最为常见，如晚清画家鲁瀛山的《斗鸡图》就是写两只怒目相视的公鸡竖起羽毛，憋足干劲直捣对方，以表现其见敌应战、威武善斗之性；也有表现“仁”者，如现代画家石鲁的《双食图》则是两只小鸡遇食分享、共享美食，凸显其宅心仁厚的博爱精神；也有表现“信”者，如现代画家徐悲鸿和王羽仪的《一唱雄鸡天下白》是写公鸡守信报时，从不践约，折射其诚信美德。这些数“德”，虽然是赞颂“鸡”，实则是对人的美好期许，是绘画“成教化助人伦”教育思想的一脉相承。因而相比较其他题材的绘画，其感化与说教的功能似乎要远远高于其艺术性。

　　显而易见，在“鸡画”中，因“鸡”的谐音，故多有绘“双鸡（双吉）”者，如“岭南画派”画家高剑父所绘《双鸡图》即是如此。高氏尚在画上抄录唐寅的《咏鸡诗》：“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预示其吉祥之意。即使只绘一只特立独行的鸡，也会被解读为“大鸡（大吉）”，而鸡与牡丹并列于画中，则有富贵吉祥之意。总之，无论“鸡”与何种题材组合，都会被赋予吉祥之意，这是“鸡画”在生肖画中的特殊之处。

　　清 任伯年 牡丹双鸡图 148.5×39.8cm 1891年 纸本

　　毫无疑问，这些不同构图、不同组合、不同题词的“鸡画”，是被人为地过度解读。正是这种千篇一律的解读，恰好反映出人们对吉祥的期盼和普遍的审美倾向，是文人绘画与大众文化相融合的象征。作为吉祥文化的象征，“鸡画”既受到大众的追捧，更受到文人墨客的激赏，从宋、明、清职业画家如李迪、吕纪、任伯年到明清文人画家沈周、程嘉燧、李鱓等，甚至到近现代的陈师曾、齐白石、徐悲鸿、石鲁、陈大羽等，都创作过无数的“鸡画”。作为花鸟画的重要组成部分，“鸡画”的功能性已经超越其艺术价值，是世俗文化在绘画中的呈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鸡画”，也就不难理解其在画史中的比重了。

　　（作者朱万章：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