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字画比他写书赚钱”是个流传很广的传言。贾平凹的说法是：反腐之后，上门求字画的少了很多，“这个行当整个都没有了。” (CFP/图)
 

　　贾平凹的新书《老生》篇幅不长，写了一百二十多次死亡。

　　第一个故事写革命时期，写了64次死亡;第二个写土改，6次;第三个写“文革”，8次;第四个写当代，46次。其中当代人的死法都很惨烈。

　　贾平凹对南方周末记者估计，自己这辈子都学不会打字了，手写将是他一生唯一的一种写作方式。

　　面对“贾平凹的字画现在比写书挣钱”的传言，他正面回应：现在上门求字画的少了，不，应该说，这个行当(字画)整个都没有了。

　　“那些人都是买了送领导的。现在轻易不敢送了，领导也不敢收了。”这让他有所悟：原来，从前购买他字画的人，根本就不是为了收藏。

　　贾平凹此次来京，是来参加2015年1月21日《当代》杂志35周年的庆典。经过现场投票，他的长篇小说《老生》获得该杂志评出的最佳长篇小说奖。

　　这是一部混合式小说。从1930年代一直写到21世纪，借一个活了一百多岁的唱师之口，串起四个发生在秦岭下的故事：革命、土改、“文革”、当代。四个故事中还隔着一部古书：《山海经》。他借一对师生传道授业的方式，把自己对这部古书的解读隔在小说的章节之间。

　　《老生》有过去贾平凹小说里的商州味道，也有一些新玩法。“SARS”、华南虎事件和“爱情天梯”这些新闻事件，被贾平凹融进了书里。

　　22万字，120多次死亡

　　《老生》篇幅并不长，22万字多一点，却写了120次以上的死亡。

　　第一个故事写革命时期，写了64次死亡;第二个写土改，6次;第三个写“文革”，8次;第四个写当代，46次。他笔下，当代人的死法都很惨烈。炸矿砸死的，抢矿打死的，捡破烂的农民图财害命尔后被枪毙……最后，再加上一次死人无数的瘟疫。

　　“这场瘟疫最早从南方开始，然后传染到北京，又从北京向全国各地传播，一旦传染上就像患了重感冒，头痛、鼻塞、浑身发热、关节疼痛、咳嗽不止，导致呼吸系统功能衰竭而很快致死……”不难看出，这是在说“SARS”。

　　南方周末：全书出现的死亡有120次以上，而且和平年代的死亡人数好像跟革命年代差不多?

　　贾平凹：还真是第一次有人提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写死亡的意识，是按照故事要求，(人物)该死就死了。

　　革命时期是乱象。战争年代，大家对死亡没有啥感觉。和平年代，社会有序的时候，死亡就突出了。现在我们这个年代，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战争，经济革命。这是另一种乱象，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必然招致毁灭性的流行瘟疫。乱象，主要指我书里写的第四个故事，那些人用激素、避孕药、安眠药、福尔马林和超标农药制造农副产品。肯定要遭到报应。

　　南方周末：《老生》这本书，革命那一段，让人想起《白鹿原》;土改让人想起《古船》;“文革”写到当今，想起《兄弟》。这其中，哪些生活是你熟悉的?哪些生活是你去采访的?

　　贾平凹：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革命、战乱、社会变迁，这些社会生活就是在那儿，作家必然要写这些事件，就像你吃饭我也吃饭一样。大家都在写这一段生活嘛。

　　第一个故事“革命”，基本都是听长辈们说的。我姨夫是秦岭游击队的头儿。游击队最早的头儿，就是书里病死的那个李德胜，是他邻村的人。

　　我是1952年生的，土改时我还小。为了写这一段，我采访了好多人。土改在当时，某一个地方或某一个村庄，情况全都不一样的。“文革”前后我经历过，这一段我都比较了解。现代故事，我是了解一些的。

　　我采访的一个经历过土改的老干部，他给我讲，当时收金圆券，一夜之间就作废了。就跟朝鲜前几年的货币改革一样，一下子老百姓的财富就没有了。我把这一段写到了《老生》里。

　　我经历过当年粮票的作废。很多人家里藏了好多粮票，突然就没有用了。当时攒粮票得多辛苦，省吃俭用的。突然间一下作废了，也没有人给你补偿。我把这个亲身经历的记忆写到了这里面。

　　还有，那时候大部分地方尤其贫困山区，所谓地主都是勤俭积攒下的。你是贫农我是富农，我只不过比你稍微好过一点。那时候土改就是相互比较，稍微好过一点就是富农。其实要是拿到全国富裕的地区，可能贫农都够不上。比如我采访到的一个地主，农忙的时候要雇请人，请长工收庄稼。他给这些人吃白面，他自己和媳妇、孩子吃粗粮，都是这样的。当然也不乏恶霸。

　　华南虎、“SARS”与“爱情天梯”

　　在《老生》的后记中，贾平凹解释自己写《老生》的初衷：“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太多的变数呵，沧海桑田，沉浮无定，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能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2008年3月，参加全国两会的贾平凹被记者们围追堵截，要他谈谈对“华南虎”事件的看法。贾平凹多以“我不清楚”“你别问我”作答。

　　他把这件事写进了《老生》里。

　　2013年，余华的小说《第七天》引发巨大争议，书中对新闻事件的大量取材、改写成为舆论焦点。有批评甚至称，“毫无技术含量的拼凑，是江郎才尽的末路狂奔。”余华本人则讲：“中国现实太荒唐，你永远赶不上它，我妒忌现实!我们老说文学高于现实，那是骗人的，根本不可能的。”

　　南方周末：你在后记中写的不愿想也不能讲的事是什么?

　　贾平凹：比如革命时期的游击队。我看好多电视剧，都说游击队员是为了信仰参加的。但在我接触的游击队历史里，不是这样。那个时候，字都不识，谁知道(信仰)这个词?就是拉杆子。只要你有一杆枪，你日子就好过了。生活贫困，社会把人逼急了，想把日子过好。这时候从延安过来一个人，组织大家慢慢起来，后来正式部队红25军过来了，有些人就跟着走了。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