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年里，从北方的陕西府谷，到南国的柳州;从人间天堂苏州，到天府之国成都;从中原腹地的河北邯郸，到港口重镇的福建泉州……多地民间借贷出现“跑路潮”。

　　民间借贷，这一古老的融资方式，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之前。然而，在2014年的中国，它陷入了罕见困境。无力还债与恶意逃债一起形成“跑路风”,其所到之处，信任荡然难存。

　　进一步探究，经济下行、企业难以为继，产业失去支撑。而当实体经济利润无法支撑资金成本时，环环相扣的民间借贷链条中，只要一人“跑路”，链条即告断裂。已成空中楼阁的民间借贷圈，轰然倒塌。

　　本报记者历时3个月，从中国的东部、中部再到西部，千里追踪多省市民间借贷“跑路”风潮，揭示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探寻民间金融规范化阳光化的解决之道。

　　三个月前的一天，天还未亮，一名拖欠30万高利贷无力偿还的小包工头，在“跑路”90多天后，潜回早已停工的工地。他本想到办公室取点东西悄悄离开，刚一转身，讨债者便凶狠地截住了他……

　　这是2014年广西来宾民间借贷市场“崩塌”后，当事人告诉记者真实的追债细节。

　　欠债者“跑路”，不仅让当地民间借贷资金链戛然折断，让原本艰难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雪上加霜、订单锐减，更深刻损害到基层和谐社会之信任基础，亲人反目、朋友成仇……

　　“跑路”凶猛

　　记者走访民间金融风险显性化的邯郸、府谷、苏州、桂林、柳州等地，债务人“跑路”风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很大冲击。

　　广西来宾市上演的收债一幕，只是在近期各地债权方对付民间借贷“跑路”当事人的一个缩影。

　　上证报记者走访民间金融风险显性化的邯郸、府谷、苏州、桂林、柳州等地，债务人“跑路”风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的冲击，不啻为一场金融地震。

　　2014年7月底，邯郸本地大型房企金世纪地产董事长史虞豹“跑路”事发，当地民间地下融资的“冰山”浮出水面。上证报记者获知一份邯郸大量进行民间融资的企业名单，列举了包括卓峰、金世纪、华煌、中亚碳酸钙等在内的94家公司，承诺的年利息高达15%-60%，涵盖房地产、农牧、矿产等行业，其中不少公司涉及政府官员。邯郸市初步摸排涉及金额达93亿元。其中，仅金世纪一家，所涉集融资规模近34亿元、投资人约5000人。

　　在广西，去年4月柳州大型民企正菱集团实际控制人廖荣纳夫妇跑路，现被国际刑警通缉。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这家公司涉案资金超过100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0多亿元，民间借贷30多亿元，受害人多达2000余人。

　　在湖南省的贫困县沅陵，一家名为飞天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当地企业，全部资产不足1000万元，却从2013年起大肆以高息从民间累计集资1.05亿。2014年7月，企业主佘飞突然宣布企业亏损无法支付民间集资的本息。多位债权人告诉上证报记者，所借绝大多数资金不知去向，企业主佘飞采取离婚、烧账本做亏损假账等逃废债务。非法集资演变为金融诈骗，现在该企业欠民间债务本金7350万元，欠银行贷款、单位债款1000多万元。

　　在四川，汇通担保跑路事件持续发酵，波及约100家担保、理财公司。7月7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志刚、董事兼常务副总裁刘玉英集体失联，记者了解其涉及资金为100亿元。其后，该案引发更多的公司老板跑路。

　　在福建，泉州港股公司诺奇股份老板丁辉7月携妻卷款2.28亿元后失联，引发当地鞋企和服装企业老板跑路成风。记者获得的一份名单显示，截至9月份，失信、失联的企业分别多达81家和18家。

　　在江苏，苏州高仕投资公司11月因资金链断裂，法定代表人高宏林于12月初疑似跑路后被警方控制。记者在当地采访了解到，该公司涉案额或不低于20亿元。

　　在个人失信方面，“老赖”跑路则更为严重。11月，泗县政府网则让181名公职人员贷款失信者“公职老赖”亮相;安徽岳西县法院也在今年上半年公布了60名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来自银监会的数字显示，2014年上半年，全国仅媒体集中曝光的重大企业债务风险事件就有46起，涉及40多家商业银行，风险金额近千亿。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这场在各地频频上演的民间借贷中跑路潮，也波及在大城市四处招揽理财资金的各类P2P网贷平台及投资理财公司。上证报记者梳理资料发现，浙江、深圳、北京等地今年以来已发生超过30家民间投资理财公司和P2P机构倒闭跑路。其中，仅北京隆尊资产非法集资涉案资金，就高达30亿元。

　　信任危机

　　“跑路”之所以给基层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不仅在于当事人触犯金融法律法规，也同时践踏了民间的借贷“行规”，伤害了乡情、友情、亲情。让构成基层社会和谐体系的信任关系毁于一旦。现实情况往往是一人“跑路”、千家遭殃。

　　覃明是柳州正菱集团廖荣纳“跑路”案的受害人之一。覃明说，当时有朋友说正菱集团需要200万的资金，月息2%-3%，而这个朋友自己的本金不够，就拉了其他朋友一起凑足200万借给正菱集团。

　　“但利息只收了3个月，正菱集团就出事了，当初拉我们凑钱的那个朋友也被我们骂个半死，多年的信任关系全没了。”

　　在浙江温州,过去30多年来，“熟人社会”的民间信用体系曾是温州大小企业资金周转主要渠道，自当地爆发民间金融风波以来，这个体系现在已几近崩塌。

　　“以前，两个熟人之间借个钱，打个借条就可以，甚至一个电话就能借来几十万上百万。现在温州人彼此不再那么信任了，借钱必须要抵押或担保，或者干脆不借。”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总经理徐智潜告诉记者。

　　不可否认，建立在“熟人之间”的信用担保，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那些无力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创业者，但随着融资规模和融资范围的扩大，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加剧，信用和道德约束逐渐减弱，风险也会累积。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