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跑路”在给基层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践踏了民间的借贷“行规”，伤害了原本和谐的乡情、友情、亲情关系。由于民间借贷往往涉及千家万户，因此，现实情况往往是“一人跑路，千家遭殃”。

　　记者在温州、邯郸、苏州和桂林等地采访了解到，“跑路”风可能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企业、银行坏账大量增加，引发挤兑造成区域性金融震荡，同时造成区域信用环境恶化，加剧企业“融资难”，提高融资成本和其他生产经营成本，进而引发中小企业大批倒闭。

　　温州市金融办张崇龙说，“跑路”风恶劣影响持续很久。当前温州仍在处理2011年金融风波留下来案件的后遗症，所幸当前新发“跑路”案例呈下降趋势。

　　讨债升级

　　“广西人血液中凶悍的基因，解决问题喜欢用直接、简单的方式。”一位熟悉当地民间借贷的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因此，当地屡屡发生暴力讨债案件。

　　位于广西中部的来宾市，面积仅1.34万平方公里，却素有“广西煤都”、“中国糖都”之美称。和其他“一夜暴富”的资源型城市一样，巨额的民间财富累积推动了来宾楼市的繁荣，以及民间借贷的无序滋长。而“高利贷”又在更大程度上对房价推波助澜。

　　数据显示，2008年来宾城区平均房价在每平方米1800元，2012年飙升至近4000元。而2014年以来，来宾市的房价跌回每平方米2600元左右，燥热的来宾楼市迅速坠入寒冬。

　　暴跌的房价，很快传导至同样燥热的民间借贷领域。于是，房地产老板“跑路”也开始由远及近，处于这条产业链下游的小包工头吴凯，就是众多跑路人中的一员。

　　去年临近年关，开发商已累计欠下吴凯数百万的工程款无法给付。“开发商也没有钱，我拿他也没办法，但手下五六个工人大半年没发工资了，都等着这些钱回家过年。”走入困境的吴凯只得向民间高利贷借钱。

　　吴凯借了30万元高利贷，期限3个月、月息5分。附带的一个苛刻条款是：5万利息直接扣除，这意味着他借了30万，实际拿到手里的只有25万。

　　给吴凯借款的高利贷老板叫李俊，早年就与吴凯相熟。在李俊眼里，他这个工头算是本分守信。不过，事情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好。年后，吴凯的上游开发商老板的工程款依然没能兑付。

　　从4月份开始，吴凯就陆续接到李俊打来的提醒电话——开始时一周两三个，后来干脆每天两三个，走投无路的他只好“跑路”躲债。几个月后，李俊提前得知吴凯潜回的消息，于是气势汹汹前来收债。一周后吴凯将房产证抵押给他，后来36万本息也在半个月内还清。

　　一位熟悉当地民间借贷的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甚至有人用过激方式讨债，目的是要逼他去借别人的钱来还钱。”

　　连锁反应

　　由于民间借贷借款方广泛存在的供销关系、担保关系、关联关系，单体风险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尤其存在“担保圈”“关联群”时，风险传染可能性倍增。

　　广西2014年以来发生多起民企“爆单”，不仅牵涉到众多民间资金，也将银行等金融机构拖下水。以广西柳州正菱集团为例，涉及非法集资总金额超过30亿元，登记在册的人员超过2000人。涉及的银行贷款数额则高达70多亿元，尤其以当地的城商行受累最重，如柳州银行、桂林银行等。

　　记者从柳州市金融办获悉，正菱集团在工行融资总额超过2.8亿元，农行有3.8亿元，交行0.5亿元，兴业银行11.8亿元，浦发银行0.4亿元，华夏银行0.8亿元，民生银行10亿元，招商银行1.4亿元，桂林银行32亿元，柳州银行4.9亿元，南洋商业银行1.9亿元。

　　桂林银行一名中层管理人员私下告诉记者：“正菱集团出问题后，整个广西的高利贷市场都崩盘了!”

　　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各地暴露出来的民间金融风险，与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金融风险有着相似之处。

　　2011年9月份，温州在出现民间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同步高企。数据显示，2011年6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0.37%，为全国地级市最低。三年来，温州的银行不良贷款率节节攀升，维持在高位。到2014年6月份，不良率为4.2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三倍。

　　此外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金融风险存在从小微企业向大中型企业蔓延，从产能过剩行业向上下游行业蔓延，从风险已经集中显现地区向其他地区蔓延的可能。

　　面对跑路潮、非法集资、暴力讨债等民间金融乱象，一些地方政府也绷紧了弦。

　　“我省非法集资案件频发，案件的发案数、涉案人数、涉案金额等呈上升态势，形势比较严峻。”广东省金融办近日召开处置非法集资形势分析会，提出要重点抓好防范非法集资工作;探索建立预警机制，建立常态化的风险排查机制;加快推进跨省案件的处置工作，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建立有战斗力的处非工作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