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哈尔滨7月7日电(记者　刘荒　辛林霞　梁书斌)当人们遭遇生态恶化带来的雾霾等种种困扰时，国有林区改革才开始进入普通百姓视野。中国市场化探索数十年，拥有广袤森林的国有森工企业仍难摆脱计划经济影子，已逼近“生态红线”的环境危机让严重滞后的林区改革再度引起人们关注。

　　中国现有四大国有森工企业，包括龙江森工集团、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吉林森工集团及内蒙古森工集团，经营着3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14%。

　　今年4月1日，黑龙江重点国有林区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这是中国应对森林长期过度开发、生态系统严重破坏的一大举措。然而，核心的体制改革却很难从根本上触及。这一体制在计划经济年代曾为木材生产发挥作用，在现阶段被认为将林区引入生态及经济困局，并威胁停伐成效。

　　“部分国有林区多年沿袭政府和企业合一管理体制，这种既是森林采伐者又是资源监督人的双重角色，使林子和生态双双难保。”黑龙江省伊春市木材经销局局长卢凤海说。

　　资料显示，与开发初期相比，大小兴安岭林区林缘向北退缩了100多公里，湿地面积减少一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达193万公顷。

　　记者在林区采访时，一些林区几乎面临无林可采的窘境。工人们说，再砍下去只能向处于中幼年、“红领巾”阶段的林子伸手了。

　　同时，国有林区的社会发展也渐失活力。统计显示，大兴安岭地区人口已出现负增长，林区难觅年轻人。森工企业金融债务沉重，仅龙江森工就有金融机构债务63亿元。

　　国有林区惯用的行政指令性的经济突围并不理想，政府主导资源分配，一窝蜂地大起大落发展产业，带来更多经济风险。一些林区干部用“整啥黄啥”来形容近些年的发展路径，从林产工业到种养殖，再到目前大力推进的林下经济，一些用行政指标搞经济工作的方式，让人很容易与计划经济联系到一起。

　　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国企的敏感神经被触动。

　　记者在71名林区干部参与的匿名问卷中看到，82%的人认为政企合一的体制应该立即或择机分开。“很多人意识到不改革不行，但改什么，怎么改，意见很不统一。”伊春市委书记王爱文说。

　　如同每项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一样，一些相关方把改革视为利益重新分配，固有的利益藩篱很难被冲破。

　　作为中国国有林权制度改革的唯一试点，伊春8万公顷林地分林到户8年来，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得以有效恢复。但囿于难以冲破的中央产权阻力，林改户至今没有林权证，投入金钱和精力经营的林子“只能看不能动”，这种自下而上的国有林权改革陷入僵局，也对改革信心带来冲击。

　　由于观念滞后、改革信心不足、旧体制惯性、各方利益拉锯等，改革这个话题在国有林区略显敏感。

　　大兴安岭地区一名干部坦言，作为国家林业局的直属企业和黑龙江省行政公署，大兴安岭“一个儿子有俩爹”，“谁有奶吃谁，都落不下”。要想打破利益格局启动改革，各方都没有积极性。

　　一些林区干部表示，从林区的实际情况看，以往的改革多是基于各方利益均衡的修修补补，一些需要突破的地方反而被强化。也有人担心和质疑，林区改革路径设计时，问题导向是否会因此变成利益导向。

　　这种选择性改革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政企分开、权力下放是国有林区改革呼声最高的内容，但一些地方新出台的地方法规或条例，不仅强化森工企业行政管理职能，还通过立法的形式实现，无疑为改革增加法律障碍。

　　一名林业干部向记者展示了一主管部门审批事项公开目录，在已经取消和下放的项目中，不乏一些命名、节会类审批，却没有一项与重点国有林区直接相关。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英表示，森林采育矛盾在现有机制下并未得到制约，而是试图依靠管理部门、组织机构的改革，政策法规进行约束。这种情况下，政企不分的局面很难改变。

　　分析人士认为，缺乏共识加大了国有林区改革成本，延缓了体制改革进程。目前依靠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用国家行政拨款维持林区运转的方式不可持续，如改革不彻底，困扰国有林区的生态、资源及经济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