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综述：收入翻倍，城乡同富，人力投资——看东亚三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新华社记者张代蕾

　　一国经济从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阶段，发展道路不同，所需时间不同，但跨越过程中的经济规律通常有相似之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提出，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经验来看，这些东亚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标志是培植了一个庞大且稳定的中产阶层，形成了“橄榄型社会”。

　　回顾这三国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不难发现，它们的成功之道各有侧重和亮点，但都脱离不开同样的轨道：通过经济增长与缩小贫富差距来提升群体收入，同时靠人力资本、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

　　日本：“异想天开”计划造就“一亿总中流”

　　1960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实施一项名为“国民收入倍增”的新经济计划时，几乎没人支持。当时，日本的生产水平已经恢复到二战前水平，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不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因此最雄心勃勃的预测也只是将经济年增长率设定为6.5%。

　　然而，池田勇人提出的新计划却把经济增长率目标设定为11%，国民收入翻一番。如此积极、大胆的计划，难怪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异想天开。

　　池田勇人的智囊、经济学家下村治认为，使用减税和降息的杠杆，抓住技术革新所产生的需求，实现国民收入增加一倍不是梦。从1961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始实施这个大胆计划。农业上，通过农地改革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工业方面，出台减税和降息措施，开放外贸，重视中小企业的作用，建立大小企业分工与合作体系，缩小工资差距。在政策扶持下，日本企业加大投资，加快技术革新。此外，日本政府先后三次推行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力图实现城乡区域均衡发展。

　　伴随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短短6年内就实现了当初预想，完成倍增;而人均收入的倍增目标也在1967年得以实现。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实施，既拉动了内需消费，还使社会财富得以合理分配，中等收入阶层明显增多，促成了所谓“一亿总中流”的日本中产阶层，开启日本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助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全毅认为，从日本培植中等收入群体的成功经验不难发现，“奇迹”背后主要还是得益于经济高速增长拉动充分就业。其中，制造业工资水平上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企业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劳动者收入得以普遍提高。

　　韩国：“新村运动”促城乡收入看齐

　　上世纪70年代前，韩国城乡差距十分明显。在全国250万户农户中，大约80%住草屋、点油灯，半数农村不通路，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0多美元;到上世纪70年代末，韩国实现了农村地区村村通路通电，家家用上自来水，人均年收入达到700美元，与城市人口的收入基本持平。带来这些天翻地覆巨变的，是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在1970年发起的“新村运动”。

　　当时，韩国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取得进展，但农业发展严重失衡。“新村运动”旨在“通过村庄建设项目，开发农民生活伦理，从而加速农村现代化发展”。运动初期，韩国政府出资，无偿提供水泥和钢筋，引导农民参与农村建设，改善生活条件;随后，韩国政府筛选出“样板村”，鼓励和带动全国农民勤劳致富;到后期，农村旧貌换新颜，农民尝到甜头，运动逐渐演变为农民自发主导。

　　10年间，韩国农民收入接近甚至反超城市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然而，“新村运动”的意义远不局限于人均收入的数字。从长远看，它缩小了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全面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从城乡关系看，农村收入增加，避免了短时间内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带来的“城市病”，加速了农村城镇化进程。韩国的城镇化率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70%以上，农村人口比例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80%下降到不足10%，中产阶层和城市人口成为韩国社会主体。

　　专家认为，韩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走的是一条包容发展之路。除了“新村运动”，韩国政府在税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也注重照顾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减少绝对贫困，让更多人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同时保障中等收入群体不再跌回低收入陷阱。

　　新加坡：“人才工程”助力实现跨越

　　上世纪80年代，为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跨越，新加坡经济开始经历发展转型和调整。与此同时，“人才工程”成为这个“地少人稀”经济体发展转型的核心内容。

　　新加坡政府把教育看作对国民的一种投资，高度重视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数据显示，教育经费在新加坡国家年度预算中的比例最低时也有12%，最高时达到35%以上，教育投资仅次于国防。

　　通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两条途径，新加坡重点培养各种科学家、工程师和专门人才;同时，各式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也得到重视，包括延续教育、特别教育和技能训练等多元化教育形式。

　　10多年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体现。1990年到2003年间，教育为新加坡经济增长贡献了0.8个百分点，高出东亚地区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东亚地区经济增速回落、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时，教育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在不断提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专家高文书认为，以职业教育体系强化人力资本培育，也是扩大就业、提高劳动力报酬的必经途径和重要手段。正因如此，“人才工程”提高了劳动力素质，使非熟练劳动力成长为熟练劳动者，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水平得以上升，促进了新加坡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和壮大。

　　世界银行报告也指出，大多数国家60%以上的社会财富由人力资本构成，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技能形成，是日、韩、新等东亚国家得以快速发展、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之列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