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韵 上海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博士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在经历了长达9天的混乱状态之后，渥太华市长吉姆·沃森在2月6日宣布进入本市紧急状态。除了渥太华以外，多伦多、魁北克城、温尼伯、里贾纳等大城市均出现了大型集会示威。面对这场名为“自由车队（Freedom Convoy）”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方面拒绝与抗议者对话，另一方面表示暂不会动用军队处置事件。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不仅给疫情阴影下的加拿大经济带来了冲击，其背后还反映了加拿大国内政治分裂的进一步加剧。

　　“自由车队”运动的发起与激化

　　加美之间的跨境货物贸易维系着加拿大的经济命脉，当中卡车运输占比超过70%。加政府在2022年1月15日宣布所有跨境卡车司机需提供完全接种疫苗的证明，未接种疫苗的加拿大司机返加后需接受隔离。根据加拿大卡车运输联盟（CTA）的统计，这将导致从事跨境运输的司机减少10%（约16000人）左右。

　　为此，主要来自阿尔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和曼尼托巴省的卡车司机组成车队从西部出发，沿着几条连通东西部的公路，在1月29日到达首都并在国会附近举行集会。抗议活动包括堵塞主要道路、通宵鸣笛等行动，导致了商业活动瘫痪、居民无法正常生活等问题。

　　1月31日，特鲁多总理强硬回应抗议活动，称其是“对真理的侮辱”，参加的卡车司机被特鲁多谴责为“边缘少数”，其所持的观点是“不可接受”且不能代表加拿大人的。此番言论，成为了激化“自由车队”运动的导火索。此后，抗议活动迅速扩张至多个大城市，多地发生暴力袭击事件。抗议活动的诉求，也逐渐从取消强制防疫措施升级为要求自由党政府下台，许多口号与标语直指特鲁多本人。

　　抗议活动背后的三大动因

　　表面上看，强制接种疫苗政策是引发卡车司机抗议活动的直接原因。实际上，抗议活动得以迅速发展，政治诉求不断升级，背后至少有三个重要的动因。

　　一是东西部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政治上，东部省份中的安大略和魁北克在议会选举和政治决策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加拿大选举有句谚语，“得安省者得大选，得魁省者得多数”，因为两省占了全国338个席位中的199个。因此，西部省份的诉求往往得不到政党的真正回应，而仅在大选期间得到不断开出的空头支票。政治上的不平等进而扩大了经济上的矛盾。西部的阿尔伯塔省坐拥全加60%以上的石油储量和85%的天然气储量，对加拿大GDP的贡献率高于15%。但由于缺乏政治上的话语权，其关于推进输油管道建设、增加联邦财政资助、放缓环保减排进度的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全球油价下跌的背景下，近年来阿省失业率剧增，但特鲁多政府仍坚决推行碳税、强制减排等政策，引发了该省的高度不满。在2019年10月大选后，阿尔伯塔省23万民众走上街头呼吁脱离联邦，独立建国。

　　二是国内政党斗争是重要的助推因素。东西部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了保守主义阵型与自由主义阵型的对立。传统上，联邦保守党在政治运动中一般采取中间偏右的立场，避免鼓吹对立和暴力。但自2019年以来，保守主义阵型中崛起的极端右翼势力，一定程度上绑架了保守党，使其不得不采取更激进的立场。例如，此次的卡车司机抗议活动就是由在2019年“西部退出（Wexit）”运动中形成的独行侠党（Maverick Party）所发起和领导的。极端右翼政党加拿大人民党很快加入运动，同时猛烈抨击时任保守党党魁的奥图尔没有出席在国会外举行的示威活动。虽然奥图尔随后表态支持，但其仍因早期的犹豫不决而被赶下台。至此，保守党已经深度卷入运动中，该党几乎所有主要政治人物都表态支持抗议者。

　　三是美国是最主要的外部干预力量。渥太华警方指出，此次运动背后有美国势力提供资金和支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科技大亨埃隆·马斯克、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以及多名美国众议员公开表示支持卡车司机的抗议活动。在示威现场，可见部分抗议者高举美国南方邦联旗帜。事实上，从自治领时代开始，美国对加拿大的政治干预就从未停歇。尤其是以特朗普当选为标志，美国右翼政治势力对加拿大的渗透和影响加剧。2018年，被称为“加拿大特朗普”的伯尼尔（Maxime Bernier）成立右翼政党加拿大人民党，公开表示其支持“聪明的民粹主义”。人民党在2021年9月的大选中获得超过5%的选票，意味着其支持者超过80万人。

　　事态可能的发展方向

　　首先，加拿大相对温和的政治环境大概率可以避免事态的失控。与美国当今高度极化的政治氛围不同，加拿大主要联邦政党的政治传统都更为中庸，民众的总体政治光谱是中间偏左的。这体现在自由党被认为是加拿大的“天然执政党”上，也体现在民调显示超过70%的加拿大人不支持“自由车队”运动上。在渥太华等地已经出现反对“自由车队”运动的抗议活动，卡车堵路导致的工商业停滞也将积累越来越多的负面民意。特鲁多政府现时的策略很可能是按兵不动，待“自由车队”运动成为众矢之的后，再行采取果断措施清场。这与其在2020年2月期间应对原住民“堵路事件”的做法相似。

　　其次，类似的抗议活动可能将会更频繁发生。虽然“自由车队”运动可能在未来数周内逐渐平息，但只要东西部的结构性矛盾得不到缓解，各种“占领首都”“占领商业区”的抗议活动仍将出现。特鲁多政府在疫情期间的经济援助政策大幅提高了联邦赤字，同时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尚不明朗，加拿大西部省份面临的经济增长和失业压力将持续加重。除了卡车司机，西部的能源、农业、矿产从业者都可能会效仿发动抗议活动。

　　最后，“自由车队”运动的政治影响将延续至下一次联邦大选。此次抗议活动的最重要意义，是展示了加拿大极端右翼政治势力的存在。过去，加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极端右翼在加拿大没有生存空间。但这次抗议活动的规模和持续时间说明，极端右翼势力并非特鲁多所说的“边缘少数”。通过此次抗议活动，极端右翼政党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同时与美国右翼运动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壮大了自身的力量。不排除加拿大人民党等极端右翼政党在下一次联邦大选中获得席位。若保守党中的一些极端右翼分子加入这些政党，则可能进一步冲击加拿大的中左政治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