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以及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出现了一些分化。从经济增速、世界对其经济信心等方面看，中印走在前列，一些国家则表现一般，有的出现了问题。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之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所有国家必须直面的话题。

　　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频繁、大幅度提高了本国最低工资标准，劳动生产率和总的产出水平却没有明显提升，注定不可持续。如有的非洲国家在短短一年半时间里连续两次提高最低工资，第一次涨幅56%，第二次涨幅170%，而且类似做法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并不鲜见。显然，在短短一年半时间里，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总的产出水平不可能出现如此显著的提升，这样大幅度提高工资，直接负面后果是侵蚀了储蓄和投资，削弱经济增长后劲，并大幅度提高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

　　从长远看，过于激进地大幅度提高员工工资，也不利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扩大就业，特别是不利于在现代产业部门最大限度创造有体面收入的就业机会。因为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劳动力还是集中于传统“前现代”农业部门的贫困国家，连续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受益者最多只能是占这些国家就业总人口不到20%的现代产业部门正规就业人员，占劳动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产业部门劳动者、脆弱性就业者和失业者无法受益，反受其害。

　　在南非等一些新兴市场，工人工资大幅度增长是大规模频繁罢工的结果，对这些国家商业环境和增长潜力的损害更为深刻，曾经独占非洲大陆1/4国内生产总值的南非经济日益褪色，经济增幅持续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实非偶然。

　　相比之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曾提出一个说法“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当时新中国能在与美军激战朝鲜的同时仅用3年时间便完成战后经济恢复，比欧洲国家二战后普遍花费四五年乃至更多时间方才完成经济恢复快得多，上述劳动人事政策对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

　　毋庸讳言，某些新兴市场名义工资大幅度增长是高通胀所致。在高通胀环境下，为了维持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工人们很容易诉诸罢工手段以争取加薪，或是频繁跳槽。但为了根治这一问题，该做的是调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而不是片面追求强制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因为抑制通胀不仅能够确保最广大劳动者的收入不被侵蚀，而且能够降低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激励实体经济部门生产性投资和经济增长，进而可持续地创造更多就业。

　　毋庸置疑，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消费需求;但任何消费需求，一旦膨胀到侵蚀国民储蓄和投资的地步，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后劲也就要被消磨掉了。正是在这一点上的失误，使得二战后不少西方国家程度不等地陷入过度福利的泥潭，消磨了他们曾经蓬勃迸发的国民活力;而对这种不可持续的福利、消费的盲目效仿，又使得一批新兴市场重蹈覆辙。

　　一时增长易，持续增长难。为了增长的可持续性，新兴市场对历史教训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