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参考消息4月22日报道【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4月17日文章】题：亚洲版北约可能吗?(作者该刊副主编扎卡里·凯克)

　　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经典着作《大国政治的悲剧》的新版终结篇中指出：“目前已有大量证据表明，印度、日本和俄罗斯等国以及新加坡、韩国和越南等小强国都对中国的优势地位心存忧虑。上述国家当前在想方设法对华实施遏制。最终，他们会加入美国领导的一个制衡同盟。该同盟的宗旨就是阻止中国崛起。这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后来的中国在冷战期间与美国联手遏制苏联基本上如出一辙。”

　　这与大多数分析人士的观点相左。大多数分析人士都想当然地认为，在亚洲对中国实施北约式的围堵而言，时机尚不成熟。比如，外交学会的斯图尔特·帕特里克去年夏天在总结有关这一课题的传统观念时表示：

　　“尽管美国对亚洲推行战略‘再平衡’，但美国当前不太可能倡议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集体性防务组织，这至少出于三个原因：该地区伙伴国因差异大而团结度不足;担心疏远中国;认为双边和特别安保安排具有诸多好处。”但在我看来，当以历史视角审视时，这些原因似乎都不充分。

　　邻国或将一致对华首先，很多人认为，北约式的组织在亚洲绝不可能成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该地区，各国利益各不相同，在地区事务上的侧重点也大相径庭，且实现联合所需的互信度不足(如韩日关系)”。就实际情况而言，这种说法再离谱不过了。虽说目前日本和韩国之间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互不信任感都相当强，但与法国在冷战初期对德国、英国和美国的不信任程度相比，这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由于美英两国的强大领导力以及苏联构成的威胁，这种不信任感逐渐基本上(但并非完全)得到了克服。其中值得指出的是，莫斯科在二战后对西欧构成的威胁要远远大于中国当前对东亚构成的军事威胁。如果中国所构成的威胁在未来数年里越来越严重的话，那么久而久之，其邻国间的不和就很可能会消失。

　　美国仍有挑头可能据推测，在亚洲打造北约式组织的另一个障碍就是，“认为双边和特别安保安排具有诸多好处”。正如帕特里克就此问题所阐述的那样：“美国当前越来越有意在多个灵活(即可暂时联合起来)的同盟框架内开展合作，以此作为解决地区及全球安全挑战的机制。”

　　这也需放在历史背景下加以审视。二战后，美国随即遣散了本国部队，并开始从欧洲撤军。美国当时极力抵制加入北约这样的集体性安保组织。美国最初寻求的是建立双边和特别安保安排。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当时还力促欧洲各国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共同安保组织，而该组织甚至会将华盛顿排除在外。美国当时希望，这些国家可在美国不施以援助的情况下保卫西欧抵御苏联威胁。于是在1948年3月，西欧主要大国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当年晚些时候，这些国家又基于该条约创立了一个共同防务组织。直到该组织证明自身不足以承担重任且苏联威胁似乎与日俱增时，美国才勉强同意建立北约组织。

　　简言之，美国倾向于依赖特别安保安排没什么奇怪的。但不应将此解读为：即便中国构成的威胁越来越严重，美国也不会勉强加入一个更为正式的地区安保同盟。

　　辩证看待经济依赖帕特里克等人认为，在亚洲打造北约式的组织所面临的最后一道障碍是，美国和该地区国家担心会疏远中国。这可能是在亚洲建立一项集体性安保协定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了。因为与二战后的欧洲不同，中国与大多数邻国当前都保持着牢固的经济联系。

　　尽管如此，仅凭这一点可能不足以阻止建立一项更为牢固的集体性安保协定。首先，当国家的经济和安保利益完全相左时，安保利益通常会高于经济利益，但条件是该国受到的威胁足够严重。情况也确实如此，因为一国要实现经济繁荣必须先活下来。再有，如果有足够多的邻国共同加入一项集体性安保安排的话，那么中国就无法在不严重伤及自身的情况下对他们一并加以惩处。虽说在经济上每个邻国对中国的依赖度或许都高于中国对他们的依赖度，但中国对这些邻国的整体依赖度很可能与每个邻国对中国的依赖度一样高。

　　至于能否克服会疏远中国这种恐惧心理，这很可能取决于中国对该地区构成的威胁有多大。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中国当前的威胁程度并不及苏联上世纪40年代对欧洲的威胁程度。此外，正是在来自苏联及其盟友的一系列因素的强大刺激下，美国及其在北大西洋的盟友最终才被迫建立起一项集体性安保安排。事实可能证明，亚洲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亚洲版北约不会马上出现，但如果中国胆大妄为、采取诸如入侵台湾或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本网注)的行动的话，那么情况就可能为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