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7月9日文章】题：即便好政变也是坏的 副题：菲律宾、委内瑞拉及其他国家给埃及的教训(作者美国巴德学院政治学教授奥马尔·恩卡纳西翁)

　　要想知道埃及第一位民选领导人为何迅速垮台，以及此事对该国的未来有何影响，采取广泛对比的手法会有所帮助。穆罕默德·穆尔西总统属于同穆斯林兄弟会有关联的自由与正义党。该国军方推翻他的方式并非绝无仅有。事实上，此举相当符合“公民社会政变”的模式。我在2002年的《世界政策杂志》上撰文讲述了企业、劳工和公民组织把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赶下台的简短过程，从而首次阐释了这个概念。其他学者后来把这个概念运用于其他政变，比如2001年的菲律宾政变、2002年的厄瓜多尔政变、2006年的泰国政变和2009年的洪都拉斯政变。所有这些事例都表明，公民社会政变并不属于它们号称的民主模式，埃及的情况看来也是如此。

　　拯救民主实为铲除民主

　　公民社会政变为新民主国家所特有，特点是通过持续抗议活动推翻民选领导人，而且通常得到了军队的帮助。具体地说，公民社会政变与普通政变的区别在于公民社会与军队的伙伴关系。政变背后的人往往会辩解说，他们的目的是拯救民主，而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们其实是在铲除民主。这是托克维尔说的公民社会肆意妄为;它没有耐心谨慎地致力于改善民主的质量，而是气恼又焦躁，策划实施既突然又极端的政治变革。

　　在我那篇关于查韦斯被推翻的文章里，我列举了公民社会政变的三个先决条件。首先，由民主承诺最多算是可疑的领导人掌权。其次，政治机构由于腐败、无能和忽视国家基本需求而未能满足公众对经济增长和稳定的预期。第三，政府的主要反对者是公民社会的要素(工会、宗教组织、公民团体)，而不是正规组织的政治势力。这些条件综合作用导致的后果是，在社会广泛不满和法治崩溃的背景下，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与丧失合法性的政治体制之间出现敌对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争端和政治危机是在街头而不是立法机构化解的。

　　埃及具备所有这些条件。掌权后，穆尔西很快地展现出了对民主的矛盾态度。去年11月，他试图获得法外权力，从而凌驾于法律之上。他宣称自己需要借助这些权力回避充满敌意的司法制度，因为把持司法的主要是前政权的残余势力。不过，埃及人认为这完全是为了攫取权力。同年12月，穆尔西强行通过新宪法，在女性权益方面开了倒车，同时扩大了军方权力，许多埃及人感觉遭到了背叛。

　　穆尔西掌权的简短时期还受到经济动荡的困扰。埃及当前的生活水平低于穆巴拉克时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革命前，该国有40%的贫困人口。如今的数字则是50%。在政变前的数周里，食品、燃料和其他基本必需品接连出现严重短缺。当然，穆尔西接手的是一个困难重重的经济体。不过，穆尔西的政策加剧了政治动荡和不确定性。这反过来使得政府几乎无法恢复一度欣欣向荣的旅游业、增强投资者信心，或者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捐助机构相信新的民主政权根基稳固。

　　最后，一年半以来，我们很难分辨反对派的具体构成。这是自下而上的民主过渡的共同特征，由此往往不会形成统一的政治反对派，而是会出现一批反对派组织，而它们之间的分歧比它们与政府的任何分歧都要大。如此一来，政府与不满者很难达成妥协，构建一个忠实的反对派来制衡执政党并通过政治体系传达公众不满的难度则更大。在导致军方加以干预的抗议活动中，埃及反对派的涣散特色得到了充分体现：混杂的亲民主团体聚集在一起，唯一的共同目标就是把穆斯林兄弟会赶下台。

　　“好政变”未必能带来民主

　　有一种固有倾向是把公民社会政变视作好政变(相对于没有获得民众支持、由军方主导的坏政变而言)。无论如何，公民社会政变创造了一种可以打造新民主国家的空白状态，从而预示着重启民主进程的诱人前景。埃及自由派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他们不遗余力地避免使用“政变”这个字眼。

　　但是，公民社会政变能重启民主的观点未免过于乐观。委内瑞拉和菲律宾体现了两种更有可能出现的局面。在委内瑞拉，国有石油企业拟议实现国有化之后，出现了一股股罢工浪潮。军方把查韦斯扣为人质约48小时，然后取消了设立临时总统并举行新选举的计划，接受查韦斯宫复原职。军方之所以被迫改变主意，是因为其意识到自己无法控制该国最有组织的政治势力--查韦斯主义者。这些人誓死效忠查韦斯，导致大约20人死亡的反政变暴力示威活动就说明了这一点。

　　委内瑞拉与埃及的相似之处值得一提。如同委内瑞拉一样，埃及改变赶走了该国最有组织的政治势力--穆斯林兄弟会。当然，与查韦斯不同的是，穆尔西并未被穆斯林兄弟会视作该组织的代表人物。不过，迄今为止，该组织领导人坚持要求让穆尔西复职。穆斯林兄弟会的发言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不存在替代性选择。”他还说：“我们要么让总统官复原职，要么让他们在街道上对我们开枪好了。”

　　2001年，在菲律宾的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期间，军方在民众展开4天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推翻了总统埃斯特拉达。把他赶下台之后，军方把副总统阿罗约扶持为该国新领导人。阿罗约担任总统至2010年，任内风波不断。从相当程度上看，这是因为她受到其前任遭人以不正当手段废黜的事件拖累。她设法挺过了埃斯特拉达的支持者发动的几次暴力抗议活动，其中包括大约300万示威者2001年冲击总统府的风波。这些人宣称他们代表了第三次人民力量革命。在埃及，寻找穆尔西的合适替代者是个难题。

　　对于民主来说，公民社会政变几乎从来都不是好事。具体地说，埃及人可能更应该等到穆尔西届满后下台，而不是终止他笨拙但民主的任期。就目前来看，埃及如果能像委内瑞拉和菲律宾一样收场就算是幸运的，因为该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更悲惨的道路——内战。随着穆尔西支持者持续开展暴力活动，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如果说，过去这几十年让观察家有所领悟的话，那就是民主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是否能够等待在投票站而不是在大街上击败现政府。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