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去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2.4亿,在快速老龄化进程中,如何让老人健康地活着、优雅地老去,是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记者近日在四川、江苏、河南等地调研了解到,操心生计、担心生病、害怕孤单已成为城市贫困老人、空巢老人、农村留守老人等“三老”特殊群体面临的养老困境。 年华老去,他们老归何处? 父母忧心,子女无力 今年77岁的南京市民孙大选,还没有精力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因为他有一个智力有问题的小儿子要照顾。而他的大儿子离婚后,不但不尽赡养义务,还把10多岁的孙女也丢给他抚养。 如果没有社区的资助,孙大选家还刷着灰色的水泥墙,客厅挂一盏摇摇欲坠的电灯,垂着多年前的老式绳拉开关。阳台上堆满了小儿子每天捡回来的纸盒和瓶子,孙大选定期把这些拿出去卖钱。家里家具要么是儿子在外捡来的,要么是邻居用不着送给他们的。孙大选的老伴十几年前去世了,老伴单位每月1000多元的扶助金、小儿子1000多元的低保和卖废品的钱,是一家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孙大选每天去菜场或超市,碰到便宜的菜就买一点,没有便宜的就不买。 和孙大选情况有些类似,家住四川成都武侯区肖家河社区的叶世祥和62岁的儿子相依为命,儿子的智力定格在8岁。父子二人每月唯一的收入就是500多元的低保。叶世祥户籍在达州,按国家政策,只有他儿子一人可享受低保,但社区为了照顾他,特别按最高额度为他办理了低保。 叶世祥的家里除了朋友赠送的一台电视机、一个旧式空调,没什么值钱家具,家里墙壁连漆都没刷。88岁的叶世祥要操心的,不光是自己的身体、家里的生计,还有儿子的未来。“我一生病,这个儿子怎么办?”采访中,叶世祥反复说着这句话。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在孙大选家中看到他站在“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立碑旁的照片,问他哪年去的北京。他笑了:“哪有那个钱,我这辈子除了南京和淮安,没去过别的地方。”他说,这是他几年前花十块钱在南京一家照相馆照的。 照片里,孙大选穿的也是采访当日的那件工装,他咧开嘴笑着,仿佛对未来的担忧并不存在。 吃得饱饭,生不起病 为给孙子结婚盖新房,郭蕊在宅基地的旧房子几年前被二儿子给拆了。紧挨着猪圈旧址旁,改造了两间平房,这是她的“新家”,一墙之隔就是二儿子家的楼房。 83岁的郭蕊是河南省西平县二郎镇人,育有三儿两女。10年前老伴去世后,3个儿子每年共计支付赡养费1300元,二女儿时常送些饭给她吃。“我行动不便,做饭和买东西都成问题,有钱也花不了。”在郭蕊看来,靠着赡养费和养老金,基本生活不成问题,可生一场大病就成了问题。 春节前后,她持续发低烧,不得已找二女儿陪着去当地镇卫生院看病,验血、做CT、打点滴等治疗花费近1000元。对比她一年1300元的赡养费,这些医疗费简直是天文数字。 “人老了,就像机器老了一样。”家住江苏盐城农村的崔世全说几句话就得揉揉腿。30年前他的腿断过,没治好,留下了后遗症。如今除了腿疾,他还患有肺气肿、糖尿病、心脏病、胃糜烂,得过脑梗,老伴王爱玲几年前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崔大爷和王奶奶两人同龄,都是82岁。两人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县里工作,女儿嫁到了邻村。平时只有两位老人在家。老两口有两亩地,每年土地流转费用2400元,外加村里给每位80岁以上年龄的老人每月100元的补贴,两个人一年有约5000元的家用。 采访中,崔大爷掏出药盒给记者数了数,老人每天要吃20几颗药,得花去50多元钱。“哎,钱不够用啊,吃药就要吃穷了。” 在农村,像郭蕊、崔世全这样的老人很多。他们有子女,却难以安享晚年,想要成为被政府兜底养老的特殊老人,却又不够条件。盼望着自己能去农村养老院,却囊中羞涩,只能喃喃自语“哪来这个钱呢?” 内心孤单,害怕独处 家住江苏淮安的李磊今年65岁,老伴儿甄萍和他同岁。退休前,两口子都是市公务员。两人有个特别优秀的儿子,目前已经留在英国工作。在世俗意义上,有这样一个儿子,对父母来说无疑是种骄傲和幸福。 8年前,甄萍患上帕金森病,如今病情日益加重,李磊找了个保姆一起照顾甄萍。上厕所需要两个人架着,吃饭必须卡着固定时间点才不容易呛到……这一切,远在海外的儿子帮不上什么忙。 原本老两口经常一起出去旅行,日子过得还很惬意,但这场大病急速降低了两人的生活质量,甄萍的病让李磊变得沉默许多。 即便是和子女生活在一个城市,76岁的李怡清老人似乎也没享受到什么便捷。独居10年的李怡清和儿子相距20公里,经常见不上面。“一个人望着空荡荡的屋子就是一天。”李怡清说,老伴刚过世那段时间,她连家都不想回,就怕一个人在家,心里很空很无助。 “三老”群体,基数增大 国务院2017年公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指出,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高龄老年人将增加到2900万左右,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左右,老年抚养比将提高到28%左右。 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下,失独老人、城镇空巢老人、农村留守老人等“三老”群体呈现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的特征。 以人口大省河南为例,截至2017年底,全省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1569万,占常住人口的16.4%,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974.08万,占常住人口的10.2%;80岁以上高龄老人163万,失能、半失能老人250多万,空巢老人约600万。 随着“三老”群体日益庞大,一些隐性问题逐渐显露。河南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亟待加强,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发展不平衡,设施覆盖率总体偏低,特别是农村养老服务薄弱;部分养老机构条件较差,服务不规范,服务水平低;质量监管体系还不够健全;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还需要加强,特别是专业的养老护理人才缺口较大。养老服务人员待遇低、流动性大、流失率高。 据江苏省民政厅福善处副处长孙才洋介绍,江苏老人的空巢率超过50%,85岁左右的高龄空巢老人是需要高度重视的人群。 成都市老龄办事业发展处处长高学能介绍,从全国来讲,目前对空巢老人、留守老人等概念还缺乏明确的定义,概念不清导致底数不清,下面的工作也就不好做。 此外,自上而下的关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在医疗机构,养老床位有明确的政府补贴激励,但还没有专项经费用于构建联系协调关爱老人的机制,这部分资金大多要靠社区和基层自行解决。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副主任杜灿灿说,目前社区的养老资源是分散的,民政、老龄办、残联等多个机构的资源缺乏有效整合。 社区养老,提前规划 “儿女离得远,每天来这儿吃饭,方便又卫生,大家还能一起摆‘龙门阵’。”临近中午,74岁的李婆婆早早来到成都武侯区玉林社区长寿食坊等着吃饭。 回锅肉、南瓜骨头汤、香菇炖鸡、炒青菜……整洁明亮的社区餐厅里,高龄老人们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边聊天,不时发出阵阵笑声。 长寿食坊是基层鼓励社区大力发展“微养老”的创新举措。记者了解到,“武侯区社区长寿食坊”帮助该区70岁以上老年人解决用餐困难,提供午餐服务。只要是户籍在武侯区的70岁以上老年人,均可享受2元一餐的政府补贴。 成都市武侯区老龄办主任任俊霞说,老年人多数还是喜欢在家中或在社区养老,而现在很多家庭还在被动等待,等老人年纪大了,才考虑养老问题,缺乏主动提前规划意识。“在社区里,很多空巢老人都是早上一个馒头、中午一碗面,晚上一碗稀饭,只有等到每个月儿女来探望他们时,他们才会吃点好吃的,其余的钱大多被保健食品骗去了,缺乏养老规划。”任俊霞说,引导家庭提前进行养老规划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是家庭、社区、政府、社会一起做的事情。 “家庭养老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子女的作用是巨大的。”孙才洋认为,政府应出台更多家庭养老的支持政策,比如支持子女和老人就近居住、鼓励子女休探亲假,特别是失能老人护理假,加大支持以血缘关系建立的家庭养老纽带。 全新探索,“互联网+” 家住成都金堂县赵镇街道泰吉社区的邹大爷,今年82岁,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平时与75岁的老伴儿一起生活,子女都在外地工作。 最近,邹大爷突然跌倒在家,老伴见状一时不知所措,恰好巡访人员小李上门巡访,立即帮老人拨打120,一边帮助医护人员迅速将老人送医急救,一边与老人子女联系通报情况。 经诊断老人因患肺炎高烧并突发脑梗,病情危急,医生说幸好送医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幸亏你们上门碰到了,这个助老巡访工作真是及时。”老人的儿子感激地说。 邹爷爷的故事是近年来成都金堂县推行助老上门巡访的缩影。记者了解到,针对农村老人分布广、数量多的特点,金堂县坚持因地制宜,创新探索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高学能介绍,近年来,成都金堂县大力推进实施助老巡访服务,组织村社区干部、村民组长、低龄老协会员和青年志愿者等,对空巢老人及经济困难的全失能老人等,开展每周至少2到3次“零距离”上门服务,已累计开展服务近300万余次。 业内人士认为,可将筹建特殊困难老年人群服务协调机制作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一个“突破口”,条件成熟时逐渐覆盖到全体老年人。 据成都武侯区玉林东路社区书记杨金惠介绍,该社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及低保家庭的失能老人,都有一台由政府发放的免费手机,这不是普通手机,而是武侯区社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信息平台项目提供的通信终端设备,为老人们提供一键紧急呼救、走失定位等服务。 “充分利用‘互联网+’,探索‘一键呼叫’等信息化手段,让老年人能够及时与外界沟通联系。”杨金惠说,当前需要加快推动社区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加强对养老顾问等新兴行业的支持,让乡镇、社区有专业的人才,促进市场发育。 “构建更加细微的关爱服务体系,为特殊困难老人群体送去关怀,让他们能够安享晚年,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应尽职责。”成都市仁怀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冉启浩说。(记者董小红、孙清清、邱冰清) (编辑:明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