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一年多后，正式迎来第二批入围者，在众多申报者中，广东、福建、天津最终胜出。三地将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区，以上海自贸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容。

　　这也意味着，经过一年多的运作，上海自贸区已在体制、机制上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初步完成了其先行先试的探路任务;而作为第二批入围的粤闽津，也需要在承接上海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色在更多领域进行改革探索。

　　虽然三地的方案尚未公布，但其成功突围已吸引更多地区跃跃欲试，渴望能挤进第三批自贸区名单。在资本市场上，甚至已经开始围绕第三批自贸区的“炒地图”行情。其实，在上海抢得自贸区头筹后，和广东、天津、福建三地同时申报自贸区的就有不下14个省区市。在第二批名单落定后，甚至不排除一哄而上争抢第三班车的可能。

　　地方政府对自贸区的追捧，一方面显示了其在当前面临发展困局的背景下，积极寻求变革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也延续了以往争夺政策红利的传统路径。不管是早期依赖政策洼地效应的经济特区，还是后来依赖土地、税收优惠的各种开发区，以及名号繁多的经济区、功能示范区，对各种政策红利的争夺，已经成了一种路径依赖。

　　不过，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进程重要支点的自贸区，显然不再是传统的政策洼地，而是改革高地;不再是地方推动自身发展的自留地，而是要为改革开放全局服务的试验田。如果地方沿袭传统的策略，一哄而上为了自贸区而自贸区，显然违背了自贸区设立的初衷。

　　应该看到，自贸区的成立是中国第二轮“开放倒逼改革”的产物，是希望通过开放与改革的双重压力，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推动政府管理的制度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从上海自贸区设立一年多即已形成可向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的过程来看，未来自贸区不会遍地开花;而从破解更广泛区域改革难题的视角来看，在目前四个样本的基础上，还会有更多区域被纳入进来。

　　不管是现有的自贸区，还是未来可能的入围者，都需要站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来思考自身的使命。

　　首先，自贸区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改革，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以上海推行的“负面清单”为例，即通过制度的方式划清了政府与市场边界，让市场参与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有效杜绝了政府之手对市场的不当干预。

　　其次，自贸区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既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也要有解决问题的智慧。上海自贸区推行一年来，虽然成绩比较明显，但也存在一些遗憾，比如在最受关注的金融领域依然存在较大的开放空间。

　　因此，对自贸区的扩围不仅应该在地理范围上扩围，更应该在改革涉及的广度、深度上扩围，在各地自贸区设计政策的时候，不仅要提倡大胆尝试、鼓励创新，还要允许有试错的空间。

　　自贸区改革不应仅是为适应全球经济形势新变化而进行的一场被动变革，也应该成为中国主动出击的一次机遇和平台，通过不同自贸区平台各领风骚的创新，推进中国从国际经贸规则的“跟随者”，向“参与者、引领者”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