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集约、智能、低碳、绿色”的智慧城市，被认为是有效解决“城市病”的可行之路。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现状如何？怎样解决建设中遇到的难题？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届年会日前举行，围绕“智慧城市与新型城镇化”主题，与会专家、学者、企业界代表，各抒己见，共同探寻智慧城市建设路径。 建设之“热”：再度试点申报城市超100个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76％的地级以上城市，共230多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十二五’期间计划投资规模超过10000亿元。”承担多地智慧城市总体规划的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单志广博士说。 智慧城市是由IBM公司2008年底提出smarter planet（智慧地球）的概念引发而来。按照专家说法，智慧城市是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下，形成的一种新型信息化的城市形态。 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可谓风起云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总工程师万碧玉博士介绍，今年1月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公布了包括北京市东城区、河北省石家庄市等在内的首批90个智慧城市试点名单。5月，住建部再度启动试点申报。“现在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申请，远超计划数50个。” 智慧城市建设为何这么“热”？万碧玉分析认为，由于我国城镇化率还不到53％，离中等发达国家超过70％的城镇化率尚存差距。伴随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在基础设施、社会管理、产业转型升级、民生改善等面临诸多挑战，在此情况下，建设智慧城市，被认为是解决“城市病”的可行之路。 单志广介绍，目前与智慧城市相关的政府部门有20多个，一些部门已在推动相关领域的智慧城市建设。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正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国家层面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探索促进城市提升发展质量和水平的新模式、新机制，在优惠政策、科研开发、资金补助、标准体系、评估机制等方面对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工作给予支持，促进我国智慧城市理性务实、健康有序发展。 发展之“惑”：发展策略存在“四重四轻”误区 专家表示，“十一五”时许多省市的信息化目标是“数字城市”或“数字省份”。现在很多省市都把战略目标定为“智慧城市”。不过，如何实现从数字化到智慧化的转变，怎样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破解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等带来的体制弊端，才是智慧城市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难题还不止这些。单志广认为，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策略还存在误区，他将其总结为“四重四轻”：重概念口号，轻行为配套，容易造成盲目跟风；重建设投入，轻绩效提升，投入产出比与实效令人担忧；重设备技术，轻制度建设，缺乏配套政策；重建设发展，轻安全风险，导致严重的信息安全隐患。 中国基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孙尚志，与许多建设智慧城市的地方领导打过交道，有的领导曾向他诉苦：投了若干亿的钱，遇到突发事件，为什么头脑还是一片空白？孙尚志找出了其中症结：缺乏建设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 万碧玉表达了类似看法。他介绍了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南方某省会城市用三年时间，投资800亿元打造智慧城市。他对住建部首批90个试点城市分析后发现，一般来说，建设智慧城市，镇一级投资规模为二三十亿元，县区为三五十亿元，大型城市中心城区等仅为50亿－120亿元。 如此建设，就没有约束、评估的标准？万碧玉说，经过3－5年创建，住建部将对首批90个试点城市组织评估、评定，评定等级由低到高分为一星、二星和三星。在智慧城市试点指标体系中，对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详细标准、要求。指标分为三级，一级指标就包括保障体系与基础设施、智慧建设与宜居、智慧管理与服务、智慧产业与经济四大项。具体到三级指标，有57项之多。但他同时表示，并不要求所有试点城市都必须达到这些指标。 应对之“法”：每个城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单志广认为，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还处于起步期和探索期。由于城市的生产力水平和政府管理水平与智慧城市的目标还有差距，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大规模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综合条件，只能支持在具备条件的某些地方先行先试。此外，我国城镇化路径的管理体制有其自身特点，国外智慧城市的建设经验不能被直接“复制”，我国智慧城市只能走符合自己特色的道路。 对此，万碧玉建议，应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掌握其资源条件、区域定位等，制定可执行、可落实、可监督、可考核的管理方法，从市长视野、企业角度与百姓感受三个角度打造智慧城市。每个城市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采取“一城一策”的方式，推进城镇化及智慧城市建设。 “解决城市之‘惑’，首先做好顶层设计，着眼整体，理顺不同部门、不同区域的利益关系。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大量投资，政府可以适当考虑有实力、有能力的企业进行协助和服务，提高产业增量收入，引导智慧城市相关产业发展。”孙尚志说，“鼓励企业部分参与智慧城市项目的建设管理，从而有效保障融资安全。”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