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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创作60年:他如何改变武侠文学地位?(2)

时间:2015-02-10 17:20来源:凤凰网 作者:陈墨
关于百花错拳,小说中还有一段关键性的介绍: 须知既是武学高手,见闻必博,所学必精,于诸派武技胸中早有定见,不免百花易敌,错字难当 这一段话不难理解,大凡学武的人,总是按照武功套路去学习和理解的,也是按

  关于“百花错拳”,小说中还有一段关键性的介绍:

  ……须知既是武学高手,见闻必博,所学必精,于诸派武技胸中早有定见,不免“百花”易敌,“错”字难当……

  这一段话不难理解,大凡学武的人,总是按照武功套路去学习和理解的,也是按照武功套路去对付敌方;若是遇到不按既有的套路出手的人,不免就会出现“错”字难当的局面。武学高手如此,文学高手也这样,低手就更难免如此。

  金庸怎样改变了武侠的文学地位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武侠小说没有地位,民国武侠小说名家如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宫白羽、王度庐等,向来无人提及。金庸小说是武侠小说,但又确实与众不同,可谓独一无二。金庸小说为何有此惊人的魔力?以“百花错拳”为索引,或可用下面这些词组来概括:

  成人的童话,革新的类型,变化的模式,文艺的武功,个性的侠义,迷离的情感,寓言的传奇,仿真的虚构,风雅的通俗,反省的乡愁,现代的传统。

  成人的童话,是数学大师华罗庚先生总结的,我以为,这句话是武侠小说,尤其是对金庸小说魔力的最好的概括。“成人的童话”这个概念,最先是鲁迅先生在童话《小约翰》译本引言中提出的,根据鲁迅先生的意思,是指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者的读物。成人的童话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中国文化而言尤其如此。我们的文化传统,向来羡慕儿童的“少年老成”,其结果,则往往制造许多“成年的儿童”即心智不成熟的大人。成人的童话,有助于人格心灵的健康成长。

  很多人不喜欢武侠小说,这很正常。但其中有一部分人没有读过武侠小说,尤其没有读过金庸,只根据自己对武侠小说的一般印象或想当然来批评,这就不大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了。北大严家炎教授在《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中说,金庸小说“是精英文学对通俗文学改造的全能冠军”,这是对金庸小说的“革新的类型”的最重要的概说。

  金庸小说不仅有革新的类型,更有变化的模式。也就是说,金庸小说不仅与传统的武侠小说不一样,他本人的小说也在追求变化,每一部作品都与前一部不一样。《书剑恩仇录》是一种叙述模式,《碧血剑》就创新了:这部作品的主人公竟然是没有出场的两个人物:袁承志的父亲袁崇焕和夏青青的父亲金蛇郎君。紧接着的《雪山飞狐》有更大的变化,它用罗生门式的讲故事的方式,在一日的讲述之中呈现百年的历史,最后,胡斐对苗人凤的那一刀还不知是否砍下。

  金庸小说的革新的类型和变化的模式,是全面的。如果说,武侠小说是由武功、侠义、情感和传奇几种重要的因素组合而成,金庸小说对这几个因素都有重大革新。前面已经说了,金庸小说的武功是“文化的武功”,不必再说。侠义方面,金庸小说是“个性的侠义”,这话有两重含义,一是金庸小说注重人物的个性刻画,这是一目了然的:陈家洛是一种性格,袁承志是另一种,胡斐又是一种;“射雕三部曲”中的三位主人公郭靖、杨过、张无忌的个性完全不同。其二,金庸小说的价值观,也是在不断向现代化方向拓展和深化的。

  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的基础,与其他武侠小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即行侠仗义、锄强扶弱、除暴安良;金庸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侠义精神在不断变化拓展,既有基于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侠义,也有个人主义、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的侠义。说“国际主义”总有人觉得惊奇,有实事为证:《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段誉、虚竹这三个主人公,都不是寻常的民族主义者,也不能用爱国主义概念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和心理,这三个人都是人道主义者,在当时,他们的行为具有宝贵的“国际主义”精神,萧峰之死,既不是为了宋国、也不是为了辽国,而是为了民族的和平。金庸小说的侠义,并不都是基于集体主义的。从郭靖的“为国为民、牺牲自我”到杨过的“至情至性,实现自我”,就是基于集体主义的侠义与基于个人主义的侠义的鲜明对照,《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显然也是杨过这一类的,只是个性有所不同。

  再说“迷离的情感”。金庸小说的情爱描写,得到了言情作家三毛的称赞,这可不是偶然的。金庸小说的情爱描写,不仅丰富多变,而且充满了变数,甚至充满了对人类情感的未知领域的探索:《飞狐外传》中马春花一生痴爱的不是丈夫徐铮,也不是商宝震,而是福康安;《天龙八部》中的虚竹和银川公主相爱,竟然不知道对方的模样;谁能说得清;《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对岳灵珊和任盈盈这两个姑娘的爱,究竟哪个更深,我们也不能判断;杨过对小龙女的追求,是否能完全抹杀他对郭芙的情不自禁。男欢女爱,既包含身体的欲望,也包含社会的风尚,更包含精神的恋情,其中的每一个维度,都充满了变数,从而有太多的未知。金庸小说的“迷离的情感”,写出了人性和人生的复杂度。

  “仿真的虚构”包含对历史的仿真,典型做法是将江湖传奇和江山历史融为一体,将虚构的传奇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集聚一堂。梁羽生先生的小说也是如此,但金庸小说的仿真,不仅包含对历史的仿真,还包含对社会的仿真和对人性的仿真,进而他还将历史、社会和人性的仿真,创造成“寓言的传奇”,这是其他武侠小说所未有的。典型的例证,是《笑傲江湖》,这部小说没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但我们从中可以读出三千年中国历史的寓言真相,政治权力的争斗,基于人性,又改变甚至扭曲人性。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被全球华人所喜爱,最大原因是华人读者能够在金庸小说中获得乡愁的慰藉。可以说,金庸小说是寄托文化乡愁的重要载体或媒介。但金庸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传统,是经过他批判性思维的产物,自始至终贯穿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到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文化历史批判精神达到巅峰,对武侠传统也进行了深刻反思和犀利批判。主人公韦小宝,可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提并论,可谓历史文化批判之旅的最佳导游。所以,金庸小说中的乡愁是反省的乡愁,金庸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传统是经过反思和批判的现代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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