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鹤并没有完全被中国人的施舍、宽容所感化，悄悄说日本话是她唯一能用来跟小环、张俭争夺孩子的秘密武器，因为日本话是她和孩子的骨血纽带，是她和他们真实关系的证据，也是孩子真实身份的证据。孩子只有保存了他们真实身份的证据才可能追根溯源，有了根源多鹤才能不失去他们。没有任何母亲不自私。多鹤最后才融入了中国，恰是她该离开的时候。在我了解的日本“垦荒团”的女人中，有些最终也没回日本，因为她们的孩子都在中国。

　　为什么写《第九个寡妇》这样的小说呢?因为我听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河南西华县，二十几年前听我前夫的大哥讲过这个故事，他当时也看过这个案子的卷宗，我当时听了觉得非常非常震撼。

　　不仅有传奇性，在当时来说，是能够使你对一个国家、一段历史认识的故事。当时我并不觉得有文学的审美价值。这么多年以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始终是在我的记忆里萦绕不散，我就想我应该写这个故事。2003、2004年我两次去河南农村，我问他们，你们听说过这个故事吗?他们说当然了，就在我们附近。

　　从土改镇压躲起来是1950年代初，到出来是地主政策落实是1978年底，一共是20多年。这个故事原始是1970年代的时候，事发了，这个地主连病带吓死在监狱里了，这种结局我不太喜欢，就改成了现在小说的结局。后来他们带我看了藏地主的红薯窖，当时连着两个月下大雨，红薯窖就塌了，窑洞也塌了，但是可以看出当时的样子。我回来就跟我大哥说，我去参观了，他说不对吧，这个故事发生在西华县黄泛区。

　　原来河南有两个这样类似的故事，一个是姐姐藏的弟弟，另外一个是全家人藏的老父亲，后来就说生产队长知道，村里一些人知道，也帮着一起障眼法。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是带有很强烈的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