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具体到我们——我们拥有这样的“绝对屏障”么?如果灰头土脸的我们也幸运地拥有这个东西，那么，我们的屏障还好吗?如果如前文所述我们这个屏障也天生的不是很坚固，那么，我们目前的处境又如何了呢?我们的屏障是被“侵扰”还是被“洞穿”了呢?或者借用伯林先生的话反问一句：我们所拥有“自由程度”究竟如何呢?

　　这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沉思。

　　“沉思”是不论地位尊卑的所有人都骄傲地拥有的权利，它依赖于我们精神世界深处的价值系统而存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剥夺它。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的我们与畜生的最主要区别——即使我们忽略畜生的长相，也把它们看成人，你什么时候看到过驴子在一棵树下沉思自己的命运?你什么时候听到过被运往屠宰场的猪发一声喊：“忍无可忍，无须再忍!”挣脱网索，跳出汽车帮槽，高唱着“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乌漾漾地向城市进发的?你肯定没有见到也没有听说过。这说明沉思是我们作为人的天然权利，它不容褫夺，只要我们活着，它就不会离开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还可以从强力的角度来描述这件事情：统治民众远比豢养一群猪困难，即使你用豢养猪的方式统治民众亦是如此。

　　于是我们就沉思了。

　　沉思的结果竟然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体现自由程度的屏障不仅被大面积侵蚀，在很多地方它甚至已经被洞穿了!

　　难道真的有这样严重么?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算把我们的屏障给“洞穿”了呢?

　　简单说来，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为了集团利益直接或间接褫夺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就是洞穿：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封闭言论，禁绝思想的流动与传播，阻止、威胁、恐吓人民追索政府的权力罪恶;出于自肥目的在国家级经济垄断中团伙式控制自然资源，动用国家力量掠夺社会财富，借助行政权力与民争利、榨取民脂民膏;阻滞乃至于切断文化(文学艺术的一切表现方式)与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血肉联系，抽空文化作品的人民性，用虚假信息将文化演变为维护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权大于法，即使是庄严神圣的国家《宪法》所起的作用也只是约束人民而非约束政府，法律(立法和司法)丧失独立，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丧失公正，必然沦为维护集团利益的工具，人民成为被“合法”侵害的对象;人民远离国家政治过程，即使是众望所归的“反腐败”，在国家权力的强制之下也成了与人民没有什么关系的红墙之内风谲云诡的宫廷剧(有人说是“政治清洗”)，不容议论腐败者之为腐败者的制度性成因，不容非议政治制度对腐败的鼓励和纵容……这就是“洞穿”。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正义没有了容身之所，意味着我们被与真实世界隔离，完全被虚假包围;意味着我们远离了善良，直接面对着权力罪恶;意味着在我们屈辱的人生中，应当伴随我们生命过程的美被无所不在的权力欺凌和蹂躏，政治丑恶、社会丑恶就像一团烂麻，勾结成了囚禁我们精神和肉体的囚笼……一句话，这意味着伯林所说的那个“绝对的屏障”被洞穿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陷入到了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境地，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每年数以万计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国家权力不惜以暴力手段“维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有人甘愿坐牢乃至于失去生命也要说出自己的声音，同样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这不是预测，不是推断，这是横亘在我们眼前的严峻现实，如果你看不到这种可怕的失衡、可怕的危险，如果你假装看不到自由民主的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人民杜鹃啼血一般呼唤选票的时候，仍然固执地将人民排除在国家政治过程之外，仍然继续猫着腰在那条面貌可疑的河水中摸那块面貌可疑的石头，在不远的将来将会发生什么，还用提醒吗?!还用警告吗?!

　　4

　　昆汀·塔伦蒂诺2012年拍摄了一部电影，片名叫《被解救的姜戈》。这部电影带给我的美学享受超过了最近几年看过的所有电影，尤其是正在中国热闹的搞笑、无厘头电影，我欣赏它那种难以描述的韵律(我总觉得它的叙述有一种绝大多数电影都无法具备的诗意色彩)，欣赏贯穿始终的对人类秩序、道德、良知的信任与坚守，甚至非常欣赏从这种信任与坚守中生发出来的“暴力美学”——赏金猎人舒尔茨枪杀奴隶贩子和通缉犯的时候，黑奴姜戈枪杀和鞭挞曾经加害于他的白人监工的时候，姜戈用暴力反抗的方式从庄园主卡尔文·坎迪手中解救妻子的时候。就像塔伦蒂诺的所有电影(还可以举例《无耻混蛋》)一样，塔伦蒂诺式的“暴力美学”是将对法律、道德、良知的信任与尊重作为基础的，正因为这样，塔伦蒂诺展现的血腥枪杀才获得了正义性支撑，才让我们在强烈的感官刺激中感受到精神满足。

　　犹如我在本篇开头所说“人的社会性把每一个个体的精神存在聚合成为群体存在”一样，一个艺术家的美学观念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其所在社会的社会美学的一部分。张艺谋拍出《英雄》，以所谓“天下”消除反抗，并非仅只是其个人对专制的妥协，他很可能就是这样认为的，原因很简单：张艺谋是一个并不拥有独立思想的导演，他没有上到这个高度，而他似乎又很在意体制的承认、从体制中获得的地位，这样一个所谓的艺术家，即便是天才又能如何呢?当《活着》(这部作品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原小说的精神张力)被官方严厉封杀的时候，这个精神疲软的导演显然受到了惊吓，他害怕失去已经得到的东西，我们不妨把他应约导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看成是对自己的救赎，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那些决定其命运的人：归根结底我跟你们是一头的啊!

　　与之相对应，塔伦蒂诺拍出《被解救的姜戈》也不是偶然的。塔伦蒂诺作为以群体存在的美国艺术家中的一份子，身上有一种绝不被国家权力诱导和欺蒙的人所独有的特立独行的精神特征，这就是说，在那个拥有创作自由的国度，塔伦蒂诺不必要用谄媚的方式向国家宣誓忠诚，他无需用这种宣誓换取存在的许可，他本身就是存在，那个伟大国家以他为荣的存在。即使是这样，他也不可能逃脱政治学逻辑的制约，他并非离地三尺、不食人间烟火的鬼神(尽管他有“鬼才导演”的称号)，他所拥有的美学观念同样是一种“集体存在”中的“个体存在”，是他那个时代的美学观念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时代美学造就了塔伦蒂诺式美学，他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