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廿四来书，知海婴行期，须俟阴历年外再定。现值台北雨季，气候转变较剧，索性俟雨季过后(约三月底止)为宜，因霁野、何林两夫人每当此季均病气喘，未知海婴曾患此否?如本无此恙，则可不以为意。” (1948年1月31日)

　　1月底他们通的信，2月16日，许寿裳的办公室被偷了薪水和脚踏车，18日那一天下午，台静农和魏建功还去找许寿裳聊天，晚上他竟被杀了。

　　许寿裳之死与鲁迅夫人想托许照料儿子有没有关系呢?这无从追究了。周海婴来台之事就此作罢。这所有内情，台静农内心应有所感所知罢。

　　台静农一篇关于许寿裳的极其压抑的追思文写道：“我现在所能记下的只是与先生的遇合，所不能记下的，却是埋在我心里的悲痛与感激。先生之关心我爱护我，远在十几年以前，而我得在先生的左右才几个月。这些天，我经过先生的寓所时，总以为先生并没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样的，从花墙望去，先生正静穆的坐在房角的小书斋里。谁知这样无从防御的建筑，正给杀人者以方便呢?虽然先生的长厚正直与博学，永远的活在善良的人们心中的。”

　　然而这一切都只能压抑在内心，成为酒后的书香与墨香，愈沉愈重，终归成为他的书法那种落拓的潇洒，浓郁的顿挫。

　　沉静的眼睛

　　故事并未结束，2012年，文学评论家施淑出版文集的序文中提到，启蒙时期的她，在大学里彷徨求索的时候，有两个人出来指引她的方向：许世瑛和叶嘉莹。在她的叙述中，有一条人文的血脉，静静在台湾的文化脉络里存在。

　　“在孤独彷徨的摸索过程中，能够缓解我内心的恐惧，帮助我对文学史禁区继续保持探求欲望的是课堂上，像奇迹一样出现的，渡海来台师长们的一些言谈和讯息。其中，最使我感激和无法忘怀的首先是系主任许世瑛老师。

　　许世瑛老师是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先生的长公子，因为这缘故，透过传闻，我们约略知道光复后来台筹组台湾省编译馆，为台湾复归中国文化付出巨大心力的许寿裳先生，来台两年后离奇不幸的死亡与他在台传播推介鲁迅思想及文学的关联。也因为这缘故，当许世瑛老师有次在课堂上谈到他求学的过程，无视于白色恐怖，让我们惊讶不已地以庄重尊敬的口吻，坦然提及小时为他开蒙，教他认字的是鲁迅先生，而后又借给我当时被列为禁书的《闻一多全集》，要我用心阅读学习。就这样，在我心底，那被恐共反共教育横暴地阻绝了的鲁迅所代表的文学世界，于是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同样让我感激和无法忘怀的是带领我在图书馆角落找到《中国新文学大系》，让我惊喜地发现台静农老师年轻时写的《红灯》、《蚯蚓们》等小说的叶嘉莹老师。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次杜甫诗课上，读杜甫的长诗《乐游园歌》，当讲解完这首诗的结句：‘此身吟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叶老师突然从唐朝转过身，在黑板上抄了一首没有标题、没有作者，只注明‘近人作’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除了比较这首诗的结句与千年前杜甫的感怀，叶老师还要我们特别注意诗中蕴含的强烈情思。而这首让我感觉不寻常的、谜样的‘近人作’的诗篇，直到我后来到加拿大读书，才在图书馆里赫然发现是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诗。”

　　文化是怎么传承的，谁都难以估量，它是涓涓细流，是寂寞伏流，是沙漠里的潜流，却在暗中浇灌许多小苗，直到多年后，人们才知它会长成一片森林。而这些涓涓细流，一定还有许多许多，它存在人的记忆里，在台湾文化的血脉中。

　　2013年，为了《台湾文学朗读》的节目，我访问了白先勇，谈及当年他要做鲁迅专题时，特别要我去采访台静农的往事，他笑着说：“当时就知道很难。他是一个沉郁太久的人呐。”

　　“可是他让我看见一种风范，一种民国文人，君子之交的情义。真好!”我感激地说。

　　那时我再度想起很遥远的那个下午，当台静农先生看着鲁迅小说集上的版画，恒久恒久地沉默着，眼神定格，记忆出神，缓慢说出：“有点像，但也不是很像，似乎胖了点。他比较瘦。眼睛更有神……”

　　我无法遗忘那个下午，那记忆的沉静的眼睛，曾闪动着我一生中见过的最遥远而动人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