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为其难的解释体系

　　本书主要依靠满铁的资料，内容主要涉及上世纪30年代的华北经济演化，却忽略了东北的经济脉络，后者才是前者的动力源。

　　在马克思的世界中，这是不可避免的革命。资本主义首先完成了欧洲的革命，然后通过殖民主义将革命送到印度和东方，破坏了全世界的传统社会。“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英国殖民者是印度的唯一革命力量，因为印度的村社共同体无法自发产生资本主义。以此类推，国际资本在华北应该也是这样。

　　列宁改变了马克思的世界。资本主义由于国际化而增加了力量，已经不再畏惧欧洲的正面攻击。无产阶级必须采取迂回路线，在资本主义的外围攻击资本主义。因此，殖民主义不再是革命和进步的力量。马克思很高兴英国人征服印度，美国人兼并得克萨斯。列宁却要资助中国国民党和印尼穆斯林联盟，打击远东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日本人在华北扮演了英国人在印度的角色，日本占据的东北扮演了经济起飞的火车头角色。按照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如果农民怀念农业村社表面上的和谐，跟不上资本主义的火车头，就是历史的淘汰对象。他应该先上火车，变成资本家和工人，然后展开下一轮游戏。如果农业村社产生不了自己的资本家，就让殖民者来做这份工。按照列宁的观点，欧洲的先锋队不能听任历史自然发展。他们要插入外围世界的传统社会，打断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否则后者就会增加帝国主义的力量，使得核心区的无产阶级永远丧失希望。这种理论翻译成常人的语言，就是说：中国历史无论原来有没有自发演进的可能，现在都不能听任其自发演进。北伐以后，苏联的远东战略就是这样制定的。华北农村是否能够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对他们并不重要。苏联设计的历史要替代中国原有的历史轨道，就像非洲猿人的后代替代北京猿人的后代。

　　斯大林经过北伐、抗战和冷战三部曲，完全实现了列宁的庙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研究变得多余和可笑。黄宗智研究的最后部分就属于这种类型。他实际上是在讨论：如果非洲猿人没有进入亚洲，北京猿人有没有可能产生现在的我们?我们现在占据了北京猿人的生态位，能不能以北京猿人为鉴，假装我们是北京猿人的后代?这种讨论出自某种公正感的期许，但只能依靠智力上的不诚实维持。他的意思是：如果某种模式有内在的优点，就不应该遭到外力的替代。如果替代已经发生，无法依靠口舌改变;那就只能修改解释体系，说某种模式本来就令人厌恶，因此本来就没有成功希望，因此历史仍然是合理的、公正的，尤其是可以解释的。一个合格的演化论者不可能接受这种思维方式，因为演化论的规则都是局部的，时间线是不可逆的。行为主体的命运取决于其所在的生态场域和历史节点，不能孤立地看待。如果“内卷化”社会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压力下，注定会导致农民的无产化;那么无产化导致的历史路径仍然不是确定的，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和决断。一个越南化的印尼和经过军事政变的印尼大概不会有同样的命运，经过抗战的华北和没有经过抗战的华北同样如此。印尼农村和华北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其说是塑造路径的因素，不如说是路径所塑造的结果。

　　具体地说：《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主要依靠满铁的资料，内容主要涉及上世纪30年代的华北经济演化，却忽略了东北的经济脉络，后者才是前者的动力源。30年代的东北经济之所以变成我们所知的状况，主要原因仍然不是内部的社会演化，而是北伐以后的政治决断。如果你讨论地球的能量循环，却不让读者知道太阳的存在，恐怕不是好办法。如果读者因此相信地球的能量主要来自内部，那还不如不读为妙。

　　以剪贴式组合制造连贯性的幻觉

　　本书将明代、清代和民国的华北视为连续演化的整体，跳跃性过大，超出了他的资料所能支持的限度。

　　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神话，但神话并不是没有好坏之分。好的神话能够把握脉络，建立正确的相关性，尽管不能保证细节和结论的正确性——这是任何著作都无法保证的。坏的神话却会拆散相关因素，制造错位的组合。本书将明代、清代和民国的华北视为连续演化的整体，跳跃性过大，超出了他的资料所能支持的限度。人口和土地的统计表绵延五百年之久，即使对于英格兰东南部各郡都太过分了，在华北就不会比哥伦布以前的美洲可靠多少。明初、明末和清朝中叶的华北，即使连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口延续性都无法保证，主要经济作物则肯定没有连续性。明代的棉花产业和清代的庄园制度如果有什么价值，就是暴露了这些资料多么混乱和可疑。清初的经营性农业当真在扩张吗?确定不是乱后人口恢复和圈地分配体制的文学修辞吗?清朝法律需要为农业租赁而调整?确定不是人口增长—土地细碎化的自然反映?谁真正了解十八世纪的土地分配?即使在田文境整理过后的山东?租佃关系真是在变迁吗?大概是现存的零星纪录可以根据时间顺序排列吧。地理因素的影响如何评估?尤其是涉及海运取代大运河的时代?这些叙述都是好故事，或是不好的故事。然而，满铁纪录的东北和华北是历史。这样的剪贴式组合不能令人佩服，毋宁说本身就是为了制造连贯性的幻觉，非常像动物园的标本剥制法，用一点点皮毛和几颗牙齿加上大量的塑料。如果拆散成几篇独立的论文，对读者或许会好得多。

　　明清到现在的农业经济如果有什么可以肯定的结论，那就是：没有连贯的系统内发展过程，一再遭到系统外因素的打断和替代。一只母鸡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下蛋孵蛋，她留下的纪录一定是断断续续和令人沮丧的。中国近代史就是这只母鸡，所以你有时很难抗拒诱惑，将现在硕果仅存的这颗鸡蛋说成是最初生下的鸡蛋，有助于尽量忘记已经粉身碎骨的许多鸡蛋，尤其要忘记最后这颗鸡蛋还在十字路口。显然，这项任务并不简单。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