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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送达判决书后不同意给他原件，他手抄了一份保留至今，“为的就是以后能平反”。对于这份手抄件，宾阳法院证实“内容基本属实”。 之后，莫被送到广西雒容农场。两天后，他通过农场向广西高院、南宁中院寄出上诉状。 □证人 涉案女性否认受害 1977年9月底，莫树银妻子严电玲到北京上访，并给相关领导写信，称莫树银遭迫害。南宁中院的一封回复信随后寄到了莫树银手里，称领导收到了申诉信，该院审核原卷材料并派人调查，认定宾阳县法院判决正确。 严电玲未收到上述回复信，她仍奔波于广西高院、南宁中院、宾阳法院之间。她称，后来宾阳法院让她看了那份白皮档案，“说这档案是群众反映我丈夫的问题，我翻来翻去，只找到一篇有4个名字署名的揭发文章，其他文章署名都是‘革命群众’。”严电玲称，揭发文章内容主要讲莫树银利用排练、问问题的机会，以检查她们身体为由干坏事。这4个人名分别是莫某某、谢某某、何某某、李某某。 她向记者出示了两封写于1979年、有这4人签名的《申告书》，其中称，她们被逼写揭发材料，根本没有与莫树银发生不正作风关系。 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这4名当年判决书中被指“遭奸污的女学生”都否认了判决书认定的事实。 现今住在南宁市西乡塘区的何某某1月9日称，没有发生判决书中所说的事情。近四十年来，她也没有把这件事记在心上。她称，从未有过官方人员找她调查了解此案，自己当时什么都不懂，“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想法，因为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宾阳县黎塘镇，莫某某回忆称，1977年前后曾有人找过她，“那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有两个人过来问我和莫树银老师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我说没有，但具体的对话想不起来了，确定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我也没有给他们签字”。她称，严电玲在1979年找到她时，她才知道莫树银已被判刑，“我感到很奇怪、很震惊”。 1月11日晚，李某某在电话中同样否认与莫树银之间有不正作风之事，对于当年是否有人找她调查过，她称因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如今的生活不想被打扰。 1月12日，在广西凭祥市谋生的谢某某也否认有过被莫树银奸污的事，但因多年前出过车祸、遭受过抢劫惊吓，已回想不起当时有无调查的情况。 □申诉 数十年从未间断 就在4名涉案人否认遭到侵害时，莫树银正在雒容农场服刑，对此全不知情。 因为跳入池塘救出一名落水孩子，他获得两年减刑。农场的管教干部给他安排的是开拖拉机运输材料、推土等轻活，还可以去赶集、去边上的村子。后来，莫树银还被分管监室，当上了监督组组长、生活委员会组长、给别人派工、收发、填报表的大组长等。 1985年7月15日，莫树银提前获释，其被关押时间共8年多。这天一早，农场管教交给莫树银一张释放证明，“他说你自由了”，其他管教也改口称他为“莫树银同志”。 带上农场医生给他的20元钱，转乘火车、汽车后，莫树银回了家。他的户口仍被落在大桥公社教辅站，无法分得土地，工作也没恢复，“教育局让我找法院，说平反了才能恢复工作”。 释放那年，莫树银40岁。今年腊月廿六，是莫树银71岁生日，30多年间，他和家人一直在试图通过申诉为其平反，但他至今没得到想要的申诉结果。几十年来，莫树银夜里经常大声叹气，他觉得没找到说理的地方。 去年，莫树银先后往各级法院、检察院、人大、政法委等部门，寄出数十封《关于要求纠正错案的报告》以及刑事申诉状，同时给中央巡视组寄出申诉信，请求宾阳县组织专案组对此案进行复查，重新审理，依法改判，为其平反。 □法院 单方证明不予采信 去年9月21日，宾阳县法院给莫树银作出回复，在回应“被害人称未遭奸污”时称，“这些证明材料只是信访人莫树银提供，对其合法性、真实性不能采信”。 该回复称，经查阅案卷材料，受害者莫某某、何某某、谢某某、李某某在向此案办案人员和上级法院办案人员陈述案件事实时，都是她们各自向办案人员所作的陈述，她们各自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多次陈述的案件事实前后都是一致的，均认定莫树银分别对她们实施奸污行为，没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办案人员在当时也都是按照办案的程序调查取证，办案人员没有违法取证。宾阳县法院认为，莫树银所称“受害者澄清”不是事实。宾阳法院据此不支持莫树银要求复查、重审、平反的请求。 今年1月13日，宾阳县法院调研室有关负责人在请示领导后向京华时报记者表示，此案已归档，根据规定，只有当事人或其律师可以查阅，如果当事人对判决不满，可通过法律途径申诉，目前法院没有最新回复。对有无找4名当事女生调查，当年判决的证据是否仅为口供、被侮辱的3名女生是否有真名实姓等问题，法院都没有回应。 目前，莫树银暂未就此案聘请代理律师，其子表示，父母曾多次要求查阅案卷，但除了白皮档案什么都没看到，“连具体案情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被侮辱的3名女生是谁，我们会继续申诉。” □专家 法院应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1979年7月1日，我国第一部《刑法》出台。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洪道德表示，虽然1977年判案没有明确的证明标准，也需要相关证据，比如被害人、被告人、目击者的口供等，能提取到物证的也要有物证，但证明标准没有如今严格，量刑也主要依据当时的单行法规。 洪道德教授称，如果此案有不可信、有疑问的证据，法院就应该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如果卷宗显示，当年这4名被害人的说法说得很清楚具体，即使她们现在换了说法，法院也可以不采信。他建议，既然法院称4名受害人曾有过被告人对她们奸污的说法，就应该由被告人委托的律师查阅案卷，查看到底有没有可以证明的证据。 他认为，虽然当年判案的标准没有现在严格，但也应该按照现在的标准去审查过去的定案，署名“革命群众”的群众来信不能算证据。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