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在静安区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工作了十个多月，但目前，王立科的编制还在原单位上海市戒毒局，“如果说转岗后有什么疑问，主要就是编制问题。期待这个问题能明确。如果编制一直留在戒毒局，那就说明社区矫正是临时的，我们还会回去”。

　　上海市社区矫正管理局刑罚执行处处长张国华表示，218名选派民警的编制都在原单位，“目前，218名选派民警的工作状态总体平稳，适应了新岗位，积极性很高。不过如果编制问题长期不解决，工作积极性也许会受到影响”。

　　张国华另一方面的困惑是，“从工作实务角度考虑，社区矫正工作迫切需要民警参与，民警参与有利于解决社区矫正的一些难题。但是如果从工作发展角度考虑，是不是应该成立社区矫正官这样的专职队伍?”张国华说，社区矫正法已经纳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期待这部法律早日出台，明确这个问题”。

　　【职能转变】

　　社区矫正“升温”各地加强检查

　　去年全国社区服刑人员增加6万，专家称要防止成为“劳教替代品”。

　　劳教制度废止后，原有的治安管理处罚、劳动教养、刑法“三足鼎立”的模式被打破。因此，去年全国各地的社区矫正机构显得格外忙碌，不仅分流安置转型的劳教民警，还要接收部分原可被劳教的人员，在社区服刑。

　　“2014年，社区矫正工作步入全面推进发展阶段”，司法部本月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11月底，全国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218.9万人，累计解除矫正145.9万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73万人。

　　上述数据比历史同期有较大涨幅。2014年1月初，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姜爱东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通报：到2013年11月底，各地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70.7万人，累计解除矫正104万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66.7万人。

　　也就是说，仅统计全国的现有社区服刑人员数量，2014年比2013年增加了6.3万人。

　　张国华说，至去年底，上海市的社区服刑人员约有8800多人，“去年高峰时期，社区服刑人员曾达到万人上下”。

　　上海市静安区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主任丁海蓉也表示，劳教制度废止后，社区服刑人员明显增加，“过去几年，全年累计的社区服刑人员120人左右，去年则达到了250人左右，增加比例超过了1/3”。

　　丁海蓉说，虽然去年的工作压力骤然增加，但是上海摸索了10余年的社区矫正模式“给力”，“工作压力确实大了，但是去年社区服刑人员的重复犯罪率为零，也就是说没有人再次犯罪，这也是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

　　现年51岁的卫华(化名)目前是上海市静安区的一名社区服刑人员，曾两次入狱，他回忆，第二次入狱假释后，“没房子，没工作，没家人，联系了几十个单位都找不到工作，睡过大桥洞，住过候车室，当时就想，索性破罐子破摔，继续干坏事算了”。静安区社区矫正中心找到他，帮他解决了住房和工作。卫华认为，跟劳教相比，社区矫正更人性化。

　　随着社区矫正的升温，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防止社区矫正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劳教”。

　　“这方面也是我们上海市社区矫正管理局的工作重点之一，比如我们制定的社区矫正执法人员职业规范，对于执法程序、执法条件、执法对象都做了严格的限定。社区服刑人员佩戴的电子监控设备，也都是佩戴在脚腕等身体部位，能用衣服遮盖，充分考虑了服刑人员的隐私权”。张国华告诉记者，这些规范和限定，都是为了防止社区矫正成为另一种劳教。

　　据了解，去年不少地区都开展了社区矫正的执法情况专项检查。安徽省司法厅社区矫正处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去年6月，安徽省司法厅与安徽省检察院联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专项检查，重点对社区服刑人员外出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三类罪犯”社区矫正情况以及保外就医罪犯考察回访等进行重点检查。

　　去年初，安徽全省1516个司法所全部配备了二代身份证读卡器，社区服刑人员报到、参加学习和社区服务，全部实行刷证确认。“刷证信息和日常电话报告内容都将自动转移到信息管理平台，进一步推进‘人防’向‘技防’的升级转换，减少了执法的随意性”。

　　刘仁文认为，可以考虑设立类似“行为监督”的干预手段，“在社区矫正法中，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如果经过专家小组评估后，认为其仍有可能继续实施危害公共安全和他人安全的行为的，在判处治安处罚或刑罚的同时，附加由法院判处一定时间的‘行为监督’，初步设想可以1到6个月，对其行为习惯和心理进行矫正和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