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它必须要兼顾两者。鉴于中国城市的人口数量和密集度，中国必须要以更加经济的方式来建设城市。一定要发展一个中国城市方法论，将大量人口的现状与建设活力街区、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结合起来，考虑街区大小、城市布局、人文关怀等。当然现在不可能再回到胡同生活，因为毕竟胡同太低了，不能承载很多人，用水和卫生条件都不好。但是胡同有良好的街坊生活文化，即“胡同社交”，如果将之与现代化的居住环境结合在一起就更好了。

　　凤凰城市：您提到了城市人口与密集度的问题。曾有人说现在中国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口。也就是因为大量的人口，我们才会建设高楼和密集的大厦。那么应怎样解决好人口与城市承载力的问题?

　　何豪：最好的城市规划可以承载最多的城市人口。

　　首先最重要的是，不要把所有的空间都给了汽车。在中国只有5%左右的人拥有汽车，但是城市，比如北京，是为汽车而设计的——你们把大量城市空间给了小部分人，现在需要把这些空间拿回来还给每一个人。

　　其次，要合理规划城市结构。将商业区、住宅区、购物区等分离开，城市居民每天都要依赖交通而工作、生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问题，很多国家的人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当出现交通拥堵问题的时候，城市规划师往往想要建设更大规模的高速公路，比如莫林(Moline)。但是你不可能通过扩建高速公路而解决交通问题。它看上去是个好主意但其实不然，研究证明，修建更多马路只会引来更多的人开车，交通拥堵问题并没有因而改变。

　　凤凰城市：您的意思是想要解决中国的城镇化问题，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吗?

　　何豪：是的。有必要控制汽车，就像北京APEC期间所做的。全球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控制汽车数量：在墨西哥，一周只能开车四、五天;在上海，取得买车资格的成本很高;在新加坡和伦敦，政府征收交通拥堵费;在旧金山和纽约，停车费用非常昂贵……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有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如何鼓励人们将公交、自行车、步行等绿色出行作为第一选择。也许应该如波哥大前市长Enrique Peñalosa所说的那样，一个骑着几十块钱自行车的人应该和一个开着几十万的豪车的人得到同样的尊重。

　　复杂大国里的外国人

　　凤凰城市：您提出的很多问题在中国也有很多本土研究者在讨论，也提出了相似、甚至更多的建议。那你们提出的和他们提出的有什么不一样的?

　　何豪：中国中央政府其实对许多问题都非常了然，比如空气污染、二氧化碳、交通拥堵、不平等问题等。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它们只有一个目标：GDP。但是现在，政治关注点从一个目标向多个目标转移，市长们有更多的目标了：生态城市、幸福城市等。

　　我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的声明，很显然他们在努力思考与采取措施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他们从上向下发的政治指令，需要市长们和开发商们把它们转变成实际行动。城市领导者们迫切需要知识与观念的更新，而我们提供技术与政策的帮助与培训。我们已经为200多位市长提供过培训，但是他们想要得到更多的帮助，在城市规划方面，在BRT设计方面。

　　凤凰城市：那么，你们是否比本土的研究者们更能影响执政者?

　　何豪：不，我不能。来到中国，必须要非常谦逊——这是一个复杂的大国，而我是一个外国人。但是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国际上最成功的实践经验。我觉得中国的领导者们都非常地谦虚，他们迫切地关注一切最好的实践。我15年前就开始到中国工作，我们组织了中国第一场介绍快速公交系统(BRT)的峰会，这一系统在广州运行得最好，现在中国有100多个这样的系统。我们参与BRT，也参与可持续发展规划项目，我到过20多座城市，包括上海、广州、昆明、珠海、深圳、西安等，我喜欢与中国的官员打交道，因为他们非常看重方法。这里有既了解中国国情、又愿意学习国际先进经验的工程师们，他们的工作会得到回报。

　　凤凰城市：很明显您现在的工作重心在为大城市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但是在中国稍落后的中小城市，这些问题还在持续出现，您有考虑过“防患于未然”吗?

　　何豪：我们的工作从大城市开始，但是当然中国有更多的中小城市。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希望我的组织能够更壮大，其他的相关组织也能壮大，有更大的影响力。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不是指大城市，我是指那些经历过培训的、懂得怎样更好规划城市的人。我希望更多中国的城市规划者们能够接受非常细致的培训，能够理解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