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每天都要有人值班，人手不够领导就值两天。” 李艳从外面回来后缩了缩肩膀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除了铁皮柜子、几套木头桌椅和一台电脑外，几乎别无他物。一个竖着白铁皮管子的煤炉，是这间党政办公室里的唯一热源。“基层嘛，条件是稍微差点。”她说。

　　在总结这两批从工人、农民中录取的公务员的工作情况时，咸阳市公务员局曾提到，“他们有一定的基层一线工作和生活经验，能吃苦耐劳，不畏繁琐，很快就被群众及领导认可。”陕西省公务员局也认为他们“接地气，长期扎根基层一线，熟悉基层情况，了解和掌握基层民意，对群众疾苦有切身感受。”

　　“实际当时报考公务员的时候，父母都不同意。” 咸阳兴平市西城街道办的裴沛说。在国企工作六七年的他当时即将升迁，月工资将近5000元，这个数目在西北地区的县城颇为可观。如今，成为公务员近一年后，他的工资还不到3000元。但他认为，国企的工作已经全部熟悉了，自己“需要更多的挑战”。现在，裴沛在兴平市负责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奔波于辖区内的300多家企业，要填写各种安全检查的表格。

　　当然，对于他们中更多的人来说，进入体制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和更有力的保障。在到武功县大庄镇政府上班之前，李艳是县交警队协警，工资只有1000多元，“其实是不太够生活的”。而从村主任考上公务员的马竹林，每个月的固定收入从以前的300多元补贴，变成了现在的固定的公务员工资。

　　尽管依靠自己和妻子经营的农业合作社，马竹林早已衣食无忧，但他依然认为，有保障的收入意义重大。“以前村主任累死累活只有300多的补贴，有能力的人谁还乐意干?到最后就只有村霸或有钱人才能竞选，”现在依然兼任村主任的马竹林说，“如果有更多的村主任像我一样有体制内的工资，就能吸引更多能人治村。”

　　在向领导汇报工作时，马竹林专门把这一点编成短信存进手机里，但他想了想，还是没说出来，感觉“在领导面前说这个好像有点儿不合适”。

　　基层工作琐碎具体，他们会‘晕岗’，会被村民当做孩子的榜样

　　在上岗前，这些新入行的公务员，都经过了陕西省委党校组织的严格培训，内容不仅涉及理论知识，法律政策，还有包括公文写作在内的实际知识。两个多星期的全脱产封闭培训期间，“每天晚上都要查寝，外出要向班主任请假，”这给这些学员带来了不少改变。

　　而公务员身份对马竹林的改变，已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把价值五六十万元的汽车，换成了十几万元的车，手里攥着的手机，也从一万多元变成了几千元。

　　饭局上喝酒的习惯，也被他戒得差不多了。“现在咱是体制内的人了，酒驾要开除公职的啊。”他说，“公务员嘛，要注意形象。”

　　2013年转换身份的马竹林，如今大多数时间里依然和村民打交道。不过，在他的电脑收藏夹里，收藏了从中央政府到咸阳市政府的各级政府网站，“每天都要上网看看新文件和新精神。”就连手机铃声，都换成了一段关于“中国梦”的讲话。

　　而在西张堡镇的服务大厅里，曾涵飞滔滔不绝地向记者讲述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内容，并说自己下一步目标是“学一点经济”。

　　只是这些新公务员们怀抱的远大志向，往往被更琐碎的现实牵绊。

　　“感觉最难的就是写文章，”做了六年村主任的马竹林说，“以前在村里都是干些跑腿的活，不怎么接触这方面。”为了准备这次会上的汇报材料，他专门去求助在市里做秘书的朋友，最终把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总结为“三个没想到”，“三个转变”和“三个加强”。

　　在进镇政府办公室后，李艳对政府公文的写作感到不适应，“有时候都弄不太明白领导的排位”。

　　对这些公务员队伍的新面孔而言，他们和体制之间的磨合才刚刚开始。“基层工作琐碎具体，对个人的综合协调，业务知识，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方面要求较高，他们遇到疑难问题往往存在‘晕岗’情况。”咸阳市公务员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已经工作一年多的裴沛觉得，这份公务员工作，显然比国企工作更耗费精力。为了检查安全生产情况，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辖区的企业跑，“一上午跑四家”。由于街道没有执法权，不少企业不配合，“有的就是不让进。”

　　无论如何，对这些曾经的农民和工人而言，身份的转变带来的是一系列的改变。即使工作只有两周的曾涵飞，也能明显感受到自己比以前更被人看重了。他舅舅需要在镇上办农机补贴，“已经凑齐了所有手续，只要自己来一趟就能办好”，但老人家坚持要求在政府上班的外甥和他一起去办。

　　而直到现在，秦涛进村时，还经常有人冲他喊，“农民工来了!”这是当地人对他“农民公务员”身份的简称。这名有包村任务的基层公务员下村时，除了要了解村民情况，帮助村里完成大大小小的事务，还经常被村民树为孩子的榜样，被拉到家里，“给娃们讲讲是怎么考上公务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