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金台里社区一个由地下室建成的出租房看到，尽管旁边就是均价4万多元一平方米的居民住宅区，但这个地下室出租房里过着的却是另一种生活。闷热且流通不畅的空气、公共卫生间和洗漱间，狭窄的走廊上，只有在早晚时段才会集中出现人流。房东告诉记者，这里有40多个房间，大概居住着100多人，大多在附近酒店、饭店上班，也有从事快递行业的。对整个城市经济来说，这是实打实的推动力。

　　“超大城市既需要人口增加带来的规模效益，又对人口集聚带来的各种压力不堪重负。这个问题本身是个悖论。”张翼表示，在科学技术这一变量是一个线性变化的前提下，劳动人口的增加在常量上是决定一个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因素。“所以，超大城市做人口的减法往往难于做经济的加法。”

　　如今，北上广的地方政府希望通过一定政策，把高学历的人才留下来，而将人力资本较低的人口疏解出去。但是，这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城市所需要的服务业成本大幅增加。

　　因此，这些地方政府要考虑的是，在人口疏解过程中，究竟把人口数量放在第一位，还是把人口结构放在第一位？

　　张翼对此建议，首先，超大城市要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并保持与之匹配的人口结构。“国外的大城市，不管是巴黎、东京还是纽约，其大城市核心区人口仍然在保持上升趋势，因为只有城市规模、产业集聚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互相提供就业机会，并高效率利用市场。目前为止，国内超大城市单位面积的产值仍然很低。”

　　其次，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之手来疏解人口。张翼表示，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到工业化完成的中后期阶段，大城市与周边城市会形成物流、人流、资金流等网状的功能匹配关系。如今，中央已经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这启示相关的超大城市，要勇于尝试突破现有行政区划的一些局限，舍得将部分优质产业和资源疏解出去，通过市场之手的力量，拉动相关人口在城市周边形成相应的城市功能区划。

　　第三，要走城市友好型发展之路，不仅要对本地户籍的人友好，还要对流动人口友好。张翼表示，离开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只是按照规划、计划方式来治理城市，往往会把城市逼上另一个极端。“只有解决好这些流动人口在教育、医疗、户籍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超大城市才能在人口、资源与利益的不断调整中达到一个平衡点。”张翼说。(记者 彭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