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峰：地方债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由于资金不足，向外借贷形成的债务。从现有地方债数据来看，2010年审计署报告10.7万亿，这些年有增加，但是学界对规模估算说法不一、差距很大。有的专家说到2012年底有12万亿，有的说有15万亿，也有说16万亿左右，我判断应该有14、15万亿的规模。

和发达国家比较来说，发达国家城市负债率一般会达到30%-40%，比如日本、德国。中国地方债负债率如果按已发布的最高数据来统计的话，应该是27%左右，不超过30%，而媒体报道较多的内蒙、江苏负债也就在30%左右，这个比重是比较合理的。但令人担忧的是，地方债增长太快了。2008年之前地方负债率只有5万亿，2010年之后已经10.7万亿了，3年之间债务增长了1倍。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一二百年了，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还不高，而地方债务这种比例的增长是比较危险的。

我认为，某些城市确实存在债务率高、偿还能力不足的情况。因为偿债资金主要通过基金收益、土地收益等预算外收益偿付，如果土地市场不好，偿债能力会大大下降。全局性债务危机不会出现，对绝大部分地方来说只是一个短期支付问题，但某些省区城市可能会比较难熬。

高国力：地方发展愿望比较强烈，投资冲动比较明显，再加上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不匹配的特点，导致了地方上负债来搞建设，这种问题持续了很多年了，主要是规模没有有效限制，导致了地方债务的增加。

我认为首先还是要摸清“家底”，确确实实看清不同级别不同地区政府债务到底有多大，可能要制定差异化标准对地方政府债进行约束。如东部一些政府的还债能力强、信用好，就允许它发行一定的债务来滚动开发、搞城市规划建设，建地铁机场。但很多中西部城市包括一些东部城市，地方债规模太高，还债能力已经亮起红灯了，还在借债建机场搞新城，这才是危险所在。

防范债务危机：放缓经济增长 给地方政府立规矩

王梅：从宏观来说，GDP增长目标不能太高。因为出口低迷，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指望消费有太大的拉动作用，所以投资还是主要的拉动方式，投资就得借债，所以要温和放缓经济发展的目标，减轻地方政府负债融资的压力。某些地方政府10%以上的目标是不现实的。对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不能太重GDP。负债融资的决策要透明，要接受人大和公众监督，要逐步纳入地方预算管理。

具体手段上，首先应减少地方政府借债的成本。借债来源一般来自银行贷款7%和影子银行10-15%左右。应增加财政部代发的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成本低于4%，现在财政部代发的地方债规模太小，今年只有3500亿，应逐步扩大，让地方政府把贵的债换成便宜的债；第二，吸引民间投资。地方政府需要投资的项目应`引入民间投资，放低准入门槛，让民企享受国企的待遇。创造条件让民间来投资；第三，成立不良资产的处置公司，对不良资产进行处理；第四，资产证券化，把好的资产变成现金流；第五，融资平台要专业化，规范运作，公开透明，防范腐败滋生。

刘立峰：防范地方债风险涉及很多方面。长期来看，中央政府需要给地方政府更多的固定财力，比如房产税、遗产税等。从我们调研的结果看，基层需要财权，如果没有财权只要搞建设就要背债，尤其是乡镇一级。如果解决不了财源的问题，小城镇就没有发展的潜力，有些城镇就萎缩了。另外，中央政府要下决心给地方政府立规矩。要订立几个指标标准，包括负债率，债务率等，突破了标准就不能再借债。第三，让地方人大和老百姓发声，加强对地方建设投资的监管。

我判断，地方债务危机是点状的，大多数城市是好的，只有少部分是差的。短期措施我认为最紧要的是公开地方债务。审计署摸底后公布的地方债总数对市场的意义不大，但地方债务公开后，市场就能够对其做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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