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布局秸秆亏损

　　其实，李红兵和镇里的干部们围堵焚烧秸秆时，也在想，能不能从源头上断了村民烧秸秆的念想，给大伙找个其他途径处理秸秆?

　　“比如建个再利用秸秆的厂。”但李红兵转念一想，随着种地人数的减少，农地在缩减，“真建一个厂，如果人家一年运转需要10万吨秸秆，到我们这收不上来咋办?”

　　李红兵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总部在河北固安的一家生物质能源企业，以秸秆作为原料生产清洁能源。经理张国欣就经历过在村里布生产点失败的遭遇。

　　张国欣介绍，生物质能源企业的生产基地主要围绕原材料的产地布局，“基地在哪，就在哪里回收秸秆。”他解释，企业按照每吨干爽秸秆100元回收，秸秆不适合长途运输，目前主要依靠农民自己通过农用运输工具“送秆上门”，以五公里为半径，超过5公里，愿意运送的农户逐渐减少，“秸秆含有水分，农民一般会等干得差不多才会运，否则会增加成本。”而五公里外，除非是棉花秸秆等高价值的原材料，企业才会主动去回收。

　　目前，该企业在河北承德、廊坊、保定、邯郸等地均建有生产基地，“最北端的承德回收率较高，因为当地农作物一年种一季，农民不着急赶农时、收秸秆，南边的邯郸主要收棉花秸秆，情况也比较好，最难的就是廊坊、保定、沧州等这些中段农区，一年种两季作物，赶农时，不愿意浪费成本拉湿的秸秆，很多都秸秆还田，或者烧掉。”

　　2009年企业成立初期，张国欣曾因考虑原材料的运送半径，为方便农民运送，与一些乡镇政府合作，在几个村内布置一个秸秆煤块生产点，提供人员、技术和生产设备，“我们和当地签了一个协议，农民不用花钱，只需提供秸秆原料，就能得到秸秆煤块，多余的产品则由企业销售以抵设备款。”

　　张国欣的布局最终以失败告终，“农民不守协议，原材料收不上来，设备到最后根本没使用，我们的钱全部打了水漂。”尝试失败后，张国欣放弃了生产点的布局规划。

　　禁烧需解决秸秆出路

　　在与当地政府和农民打交道时，张国欣发现，政府对于秸秆再利用的企业持“张开双臂欢迎”的态度，但农民为了考虑成本，不愿意花大力气去运送，政府限于职责又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直接导致秸秆综合利用的渠道缺乏市场化运作。

　　其实，记者梳理近几年报道，发现河北、天津“疏堵结合”治理秸秆焚烧的举措也常常见诸报端，比如补贴购置还田机具、研发秸秆固体成形燃料、推广秸秆养食用菌技术等。

　　政府的举措并不少，但“禁烧难”与“不烧怎么办”的两难局面，为何仍在困扰着政府与农户?对此，天津市一名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分析称，秸秆综合利用企业数量较少、规模偏小，秸秆资源化、商品化程度较低，加上秸秆机械化还田及收集、储存、运输成本较高，制约农民、企业综合利用的积极性。此外，秸秆量大面广，想通过执法来杜绝焚烧，也存在人财物方面的难题。

　　在赫晓霞看来，从一定程度上，把防治秸秆焚烧作为控制大气污染长效途径，政府应该“有所为”，“比如，能否按照农村的分布情况，合理布局一些消化秸秆的工业或者养殖业。”赫晓霞说，政府每年花钱治理空气，如果能把一部分费用用于补贴农民把秸秆运到消化企业、养殖厂家的成本，或者利用政策引导市场，让农民把秸秆卖出去产生一定的收益，就能从源头上解决秸秆焚烧的难题。

　　张国欣说，目前，他还没见过专门的“秸秆经纪人”。事实上，在企业和农民之间，需要这样一个行业，“没有市场，一定不会成规模，毕竟，作物有农时限制，一年就那么几个月，秸秆本身的价值还没有那么大。”

　　赫晓霞也认同张国欣“秸秆经纪人”的说法，“似乎跟城市里的废品回收相似。”赫晓霞认为，秸秆作为农民的“废品”，也可以产生一个回收行业，在政府的引导下，让贩运秸秆产生收益，就有人愿意来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