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事故时有发生，流域统筹协调不力的问题突出。”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说。

　　吕忠梅用三个“分割”来形容水安全保护立法难以落到实处的原因：一是流域管理上的“条块分割”，二是区域管理上的“城乡分割”，三是同一流域水源功能管理上的“部门分割”。

　　“这导致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的多重负效应，不利于水资源的统筹、协调管理及可持续利用。”吕忠梅说。

　　伤痕难以修复、短视必结恶果。

　　为从根本上控制水质恶化，全国水污染防治费用节节攀升。“十二五”期间，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投入将达5000亿元，年均1000亿元。虽然国家投入巨大，但水污染问题依然久治不愈。

　　从1994年开始，养育了全国六分之一人口的淮河流域，成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先导”。经过20年不懈治理，国家投入资金数百亿元，才算遏制住淮河不断加重的“病情”。2013年，淮河流域国家监测断面中，水质为轻度污染。

　　太湖同样因为污染问题成为全国重点治理的“三江三湖”之一。2007年无锡水污染事件暴发以后，政府先后投入800多亿元资金治理，代价不可谓不大，然而，太湖水质仍然不容乐观。

　　曲格平，中国环保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72年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

　　“40多年过去了，水的问题愈演愈烈。”回顾来路、检视当前，这位84岁的老人发出了“锥心之问”——“再不抓紧行动，难道真的要让最后一滴水成为人类悔恨的眼泪?”

　　无路可退

　　诚然，水安全问题有天灾因素。水利部门核算结果表明，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流域水资源总量减少13%，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北方的“水饥渴”。

　　然而，天灾难免，人祸可除。面对残酷现实，我们没有退路：

　　——节水是治本之策。

　　“当前打好‘水安全保卫战’的关键环节是节水，要从观念、意识、措施等各方面把节水放在优先位置，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工业节水、生活节水，加快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全国节水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吴季松说。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仍为世界先进水平的2至3倍;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2，远低于0.7至0.8的世界先进水平。

　　——体制改革是关键。

　　专家认为，针对水资源开发和水环境保护之间的脱节，应加快改革步伐，建立以流域水环境管理为核心的管理体制。

　　必须发挥好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作用。水利部部长陈雷表示，加快推行城镇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制度，非居民用水超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开展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构建全国和区域性水权交易平台，探索水权流转实现形式。

　　——统筹兼顾是根本。

　　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治水必须统筹兼顾，与治山、治林、治田等有机结合，协调解决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灾害问题。

　　面对地表水、地下水及近海污染的多重考验，加强水环境治理的思路创新迫在眉睫。为此，周生贤等提出实施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理念。

　　——调水是辅助。

　　专家认为，调水不能作为解决水安全问题的主渠道，而应在严格节水和治水的条件下，辅以适当调水。

　　“现在一缺水，就想到调水;水质污染了，也想到调水。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从向老天爷要水转变到自身节水，小到每个家庭每个人节约一滴水，大到农业耕作方式的改变和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王金南说。

　　国家高度重视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提出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新思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坚决向污染宣战”。

　　一些实质性举措已经相继推出，变化正在发生——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将于2015年元旦正式实施;俗称“水十条”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制定中;

　　5月1日起，北京居民实施阶梯水价，3档水价分别为每立方米5元、7元、9元，多用水多负担;

　　宁夏、江西等7省区正在开展不同类型的水权试点，力争二三年内在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水权交易流转等方面率先突破;

　　民间环保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国水污染地图”绘制;“绿色江南”致力于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

　　“环保问政”正在倒逼政绩考核向“绿色”转轨。

　　水是生命之源，水是梦想之基。

　　守护水安全，是当代每个人必须肩负的重大责任，任务艰巨、光阴紧迫。